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推进，大众传媒产业的资本准入越来越高。面对国际传媒产业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小而多的媒介组织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跨国传媒企业的资本渗透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威胁到产业，而且将携带着强势文化。侵蚀中国人的认同基础。对此，人类学家Marsha11Sahlins的话。颇具意味：“晚期资本主义的2O世纪末有一个最令人惊叹的特点，那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柔弱的被改造对象。这表明，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在找不到足够的金钱来维持传统生活的时候。才会出现大问题。”
　　传媒生产者应该在传统中寻找经济增长点，并反过来保护传统。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中国传媒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切入点。它不仅仅是民族精神，更是经营理念和民族才智的问题。能否认识到民族一国家统一体，以及如何维护和加强这个统一体的凝聚力，依靠这个统一体去实现经济目标?将是横亘经营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关隘。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符合媒介资本的利益，同样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人认同的源动力。它不仅能够引导中国人走向民族现代性的复兴之路，而且带来自身利益的无限扩张。
　　中国现代性的复兴还要依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回归与张扬。伯杰认为，“在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最重要使然因素则是知识分子和国家政府。”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是“士志于道”的精神。余英时认为，这是一种“内向的超越”Onwardtranscendence)，即用“道”来“改变世界”，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内向超越给中国知识人带来另一个显著特征，即重视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两种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带有强烈的人世精神，永远不超脱于世俗事务。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不同于西方的单一化精神，而是与中国文化一样，能够包容多种看似不容的思想。艾恺认为其精神源头在先秦：“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观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才能保证中国文化的方向，是在坚持自身特性的同时，吸纳、融合其他文化。但是，一般大众却缺乏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引导。
　　在经过政治上的压抑、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重新定位，积极利用大众传媒重新树立自己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理想在于改变世界。德里达指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具有独立性并最具有理性思考和批判意识的社会群体，是社会进步的真正立法者。这恰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媒介文化日渐彰显的时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向超越”精神和强大的包容力，必将使他们在价值场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像布尔迪厄那样，主动利用大众传媒的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导向一个有意义的轨道。在中国现代性复兴中，知识分子必须以其知识的“权力”，为政府的复兴政策提供指向。为产业的复兴发展提供谋略，为大众的复兴共感提供批判资源。
　　数字化媒介技术人性化的发展趋势，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传媒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
　　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等等都为中国现代性走向全世界，铺垫了一条光明之路11920年代中期，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