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启蒙化解读是如何发生的?鲁迅与启蒙知识分子共同站在批判前现代性、反封建反愚昧迷信的战线上，因此研究者很容易将二者混淆。但是，也不可否认，更重要的是鲁迅的审美现代性学说本就在一个问题上与启蒙主义相似，这就是关于个体主义的问题。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想中，个体生命的价值是绝对的、自足性的，鲁迅的个体主义却是悖论式的。他批判尼采把个体力量绝对化的倾向，讽刺道：“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15]甚至同时批判了尼采侧重于以浪漫、象征手法抒写个体体验的“格言体”。鲁迅学说中有一个重要悖论，它来自个体本位主义和群体本位主义的冲突。这就涉及到了他著名的“中间物”思想。

　　王乾坤认为，“中间物”思想在鲁迅的《野草》中《过客》一篇表述得最为形象而集中。《过客》中三个人物分别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三种话语：前现代话语、启蒙主义话语和审美现代性话语。过客对前两种话语都持批判态度，却最终选择“还是走罢”，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聆听一种来自内心的声音。最终的结果是无意义的(它只是变化而非进化)，因此可以说，其意义便在于这一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双重过程中的体验。

　　至此，我们可以把握“中间物”思想的实质了：它是个体本位主义与群体本位主义的悖论式融合。一方面，“中间物”思想是个体性的、体验性的，以完成个体生命体验为目的；另一方面，这种个人体验又是以参与社会共同体的事业为内容的。一个“中间物”的存在体验，以个体要求为内在动因和终极目的，又以群体要求(历史要求)为外在规定和形式依托。启蒙现代性把群体价值绝对化、自足化，西方审美现代性又把个体价值绝对化、自足化；鲁迅的审美现代性则没有这种绝对化自足化倾向，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都不具备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而是相互依存、互为依据的。“中间物”思想这种悖论式的个体主义，正是鲁迅的审美现代性与其西方先导的差异所在，也是他对这一思潮所做的本土化改造。

　　三、一元文化思维与伦理本位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鲁迅的规范

　　西方文化总体上说有两大传统：～个是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源头的希腊传统，一个是以中东传人的基督教文化为源头的希伯莱传统。希腊传统个体的人为本位，它充分肯定人欲，主张在征服与享乐中使个体生命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希伯莱传统则以神为本位，个人野心和欲望被严格禁止。在中国古典文化思维中，二元对立的模式却是不存在的。在个人欲望(“人欲”)与超越性的法则(“天理”)之间，儒家思想家必须寻求统一。因此，儒家将着眼点定位于社会、人伦关系。它是现世的，因此它不否定人欲，否则它便失去了存在的现世基础；它又是一个共同体，因此它不能纵容个人欲望的无限制发展，否则便会破坏共同体的稳定。因此，它既不接受神本主义的禁欲也不容许个体主义的纵欲，而是提倡伦理主义的节欲：既是把个人欲望限制在共同体所允许的范围内，同时也是把共同体的约束限制在个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便是从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出发来建构其价值论思想的，这使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多具有对国家、对君上乃至对民众的强烈责任感，从上古的屈原到近古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是如此。而到了现代社会，从“五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以反儒家传统的面貌出现的，其对民族前途、社会政治的热情，却仍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