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中间型关系”的熟人关系，在传统体制下，资源的获取其实还循着这样一个纬度：道德水准高—向上流动的机会多―获取的资源多，所以在更微观的层面，对于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言，他是轻易不会“杀熟”的，因为“杀熟”的成本往往要远远高出它的收益；因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人们的交际范围有限，重复互动的频率也很高，相互的利益联结也紧密，道德监督也相对容易，“杀熟”容易败露，而一旦败露，就等于触犯了整个网络中的人情法则，这样“杀熟”的代价不仅仅是个别关系的终止，它会影响到他在所属的关系网络中的声誉，所以无论是从“面子”方面考虑还是从长远利益考虑，一个理性人都不愿意去 “杀熟”的。
　　可以看出这样的逻辑，在传统社会中，熟人关系是沿着血缘、地缘的路径而生成的，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熟人之间关系的运作包括经济活动，基本上是在一定的伦理实体中展开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利他主义和人情法则的制约，“杀熟”现象一般很少出现。

　三、工具理性对熟人关系的侵蚀
　　转型期杀熟事件的骤然增多，显然是离不开转型这个大背景的。这里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其次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同质单一型社会向异质多样社会转变，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等。
　　对于第一个层面，用P·科斯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经济独立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财产分配和经济运行规则从社会与文化准则中脱离出来，而以市场结果所带来的经济成就也易于作为价值评估和社会分层的标准。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这种经济理性对于熟人关系是极具杀伤力的。如上文所述，在前市场经济社会，熟人之间的交往、交易是受一定情理法则支配的；即使个体有经济理性的萌发，作为一个理性人，他也必须“有所收敛”，要服从于社会文化的制约，而不会借助于这种熟人关系来“非法”获取资源。但是当市场经济所宣扬的“以经济成就作为价值评估和社会分层的标准”甚嚣其上时，这种工具理性随时都会逸出人情法则的伦理制约；不仅如此，当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规范和法治制度尚未和市场经济同时演进时，人们还循着传统的路径（例如借助于熟人网络）来获取信息、资源时，显然这种方式很可能失效；原因就在于当人们在借助于熟人关系网络时，利欲熏心的人会利用这种熟人关系来“非法”地来获取资源，“杀熟”于是发生。请看下面这个个案。
　　个案１
　　朱某，原在老家务农，但其头脑异常灵活，很早就外出打工，并且深得一服装企业老板的赏识和信任，并受老板的委托从其老家招一批女工，消息一传回，村里的女孩子都争先恐后要去，结果朱某从中“挑选了”二十几个女孩子带入厂中（基本上都是熟人关系，没有朱某的亲戚）。结果上班后，每月只发给她们的很少的零花钱，其余的工资都由朱某代领。到年终结束时，只发给这些女孩们很少的一部分钱，连押金也没退还，说是厂里亏本了。后来去人打听，才知朱某在中做了手脚，女孩们的血汗钱连同押金都被朱某占为己有了，事发后，朱某仍没退还钱，因朱某常年不回老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这是一桩典型的利用传统熟人关系来“杀熟”的事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仍然会充分借助于自己的熟人关系网络来获取信息和资源，就象个案中朱某的的乡亲们想充分借助朱某这个熟人关系来求职一样。因为熟人群体网络作为一种中间群体，由于这种关系和“自己人”这种强关系相比，虽然没有强关系那么亲密和可靠，但它在信息和知识、资源方面具有异质性优势；而和外人这种弱关系相比，又拥有一定的情感和信任基础，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熟人关系仍然是人们获取资源和信息的一种重要渠道。但我们往往只看到熟人关系中的这种正功能，即把熟人这种中间关系作为信息桥，作为可贵的社会资本，就象个案中朱某的那些乡亲一样，认为朱某不仅能干，而且认为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相互间都值得信赖；不仅是信任朱某的能力，更主要的是相信他的人品。所以无论是缴押金，还是开始由朱某来代领工资，大家都不认为有意外，而没有看到其中的风险，更没想到朱某会“杀熟”。
　　当朱某的乡亲们在利用朱某这种熟人关系来求职时，他们是按照乡土社会中的人情法则来考虑问题的，认为朱某帮了他们的忙，他们会感谢不尽，情感上有一张“义务赊欠单”（科尔曼），以后朱某若有求助于他们，他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因为知恩不报是有悖于乡土社会的法则的；而对深受市场经济“洗礼”的朱某来说，乡土社会中熟人交往的规则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朱某不但没有诚心帮助乡亲们，相反，他还利用这个机会来赚一笔。但朱某没有“杀”自己人，没把自己的亲戚招入厂中，说明他对“自己人”还不忍下手，但对熟人关系，在朱某眼里，已被视为“外人”，而且还利用这种熟人关系，利用乡亲们对他的信任，通过“杀熟”这种非法手段来获取资源。 
　　通过这个个案，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来，利用传统熟人关系来“杀熟”的人如朱某大都处于“强势”地位，处于信息的上游，而乡亲们则处于“无知之幕”；当学者们在讨论哪一种关系对个体的发展更有利时，而没有关注个体在利用这种关系获取信息和资源时的风险性。在本个案中，当朱某的乡亲们在庆幸本地出了朱某这个能人，而且又没有“忘本”主动帮助乡亲们时，他们是没想到朱某早“暗藏杀机”了。当人们在利用这种熟人关系网络，并把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来经营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风险，在市场经济中熟人的关系运作情境显然和前市场经济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朱某也许还是要“面子”，不然他不至于常年不敢回家，而由于出外多年，他的价值观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可能认为一个“好人”远比不上一个“强人”，虽然在村里他也算得上是个精英，但对见过世面他的来说，这远远不够，他现在已不满足于乡土的那套评价标准了；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转型期的今日，熟人之间关系运作已出现一定的脱节，朱某的乡亲们仍遵循着乡土社会中的人情法则和回报机制，而在朱某身上，贪婪的攫取欲最终战胜了人情法则。并且由于现在“跑了和尚也能跑了庙”，不再生活在熟人的情境中，传统的惩罚机制也失效了，这也为朱某“杀熟”提供了“便利”。
　　通过对这个个案的解析，可以看出：在转型期，原先的熟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挑战；原先的交往、交易所受到的文化约束现在受到了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侵蚀，原来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狭小的地域性社会，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