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天伦》、《慈母曲》，和配合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国风》，其主流产品与进步电影背道而驰。
（九）黎民伟在香港办过演员养成所吗？李铁等人是他的学生吗？19
没有。李铁等人也不是他的学生。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的是黎北海，他在香港先后办过三次演员养成所。第一次是在1928年上半年，名为香港演员养成所，黎北海是唯一导师。学生有朱普泉、许梦痕、立建娴、麦啸霞、薛兆荣等20。第二次是1931年4月办「联华演员养成所」。黎北海任所长，导师有关文清、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毕业生有李铁、黄岱（黄楚云）、石友于、陈武扬、胡艺星（胡戎）、唐醒图、叶仁甫、冯洁贞、陈其锐等。第三次是1932年续办第二届「联华演员养成所」，教学由薛兆荣、陈武扬负责，黎北海、关文清作辅导。学生未毕业而逢「联华港厂」结束，已无用武之地21。正是黎北海在香港所办三次演员养成所，为香港电影事业做了基础性贡献，储备了必要的人才资源。黎北海真正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这是无法回避和抹杀的事实。可是，长篇记录片《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对白字幕本第14页旁白却说：「黎民伟在上海培育演员的同时，亦在香港与黎北海办演员养成所。李铁、石友宇、唐醒图、黄岱、胡艺星等便在这里毕业。」这是严重违背历史的。为甚么将黎北海做的事情挪在黎民伟的名下？二十世纪80年代，联华演员养成所还有同学会，秘书是李铁，他从未提及他的老师中有黎民伟。
黎民伟在上海办民新影片公司时，确曾办过演员养成所，金焰和汤德培是其中学生。但不是在香港。
至于《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一书第77页，以联华「香港分厂」标题下，谈论「联华港厂」种种，极为不该。联华下属厂改称分厂，是1935年2月以后的事。以黎北海为厂长的联华三厂，又称「联华港厂」，到它结束也未称为「香港分厂」。
（十）「联华成立时，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的香港民新，合并入联华，成为联华的三厂」？22
1930年12月27日联华在香港成立前，香港根本没有甚么「香港民新」，只有黎北海与人合办并任厂长的香港影片公司。黎北海正是以香港影片公司折价两万元加入联华，成为联华三厂，俗称联华港厂。黎北海作为联华股东，进入联华董事会。既无「香港民新」，何来「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实在严重地违背了历史事实。
（十一）「1934年黎民伟与罗明佑回港，与熟悉美国市场的关文清和美国华侨赵树燊合作谋办海外联华。」23
没有这样一回事。当事人之一关文清在其《中国银坛外史》中，详细讲述了海外联华从发起到胎死腹中的经过。事情起源于1933年，罗明佑派关文清去美国考察，其间结识赵树燊，策划并成立大观声片公司，拍摄声片《歌侣情潮》。当赵树燊带着《歌》片来港放映时，罗明佑在家中宴请关、赵，商谈合作事宜。1934年罗明佑以国民政府实业部派「考察欧美日影业专员」名义出国，关文清陪同。罗在美国会见大观公司股东，协议组建海外联华和招股事宜。但罗明佑回国后，限于联华经济情况而改变了计划，对公司进行改组收缩，香港的三厂撤销。原定陈七别墅为新场地则退订，罗还提出要关、赵到上海拍片。激怒了赵树燊，遂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成立大观公司，海外联华胎死腹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黎民伟参与。黎民伟只是在1934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他返港第四天曾和罗明佑去看将要作海外联华场地之陈七的地方。现在却说成黎民伟不仅参加商谈，而且还作为主要当事人，摆在罗明佑之上，议事地点竟由美国改在香港！
（十二）「除了导演演员外，联华培养了不少质优的电影工作者。作曲聂耳、编剧田汉……」24
二十世纪30年代，聂耳和田汉都已经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和联华有过共事的历史。聂耳曾加入联华，田汉则仅为联华一厂写过《母性之光》和《三个摩登女性》两个剧本。写《母性之光》时用化名陈瑜，写《三个摩登女性》时，连化名都没用，影片上写的是编导卜万苍。能说是联华培养了他们吗？
史实是，当年左翼影人的行为，如柯灵所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用老板的钱和设备，做自己的事情，而老板亦乐得有影片赚钱，实为两相情愿之事。但不等于说他们和老板之间没有冲突、斗争。罗明佑就和他们发生过两次冲突，一次是用「四国主义」代替原有制片方针，经联华「同人会」坚决抗议，后由罗明佑自己取消。二因拍《国风》而和左翼影人发生尖锐冲突，经过双方妥协才摆平。公孙鲁在《中国电影史话》中说：「作为老板的罗明佑、黎民伟等只有制止他们不过份超越范围，大作大为，但无法把他们摒诸联华之外了。」25至于联华制片一厂创办初期所显示的新文化思想气息，那是因为由参加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又在美国学习戏剧、电影的孙瑜执导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所致。罗、黎在历史上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基本没有接触，都保留较浓厚传统道德文化观念。他们的教化主张是在传统道德文化范围之内，和左翼影人主张根本不同，他们接受陈立夫要求，就是显著一例。充其量不过是罗、黎与他们在不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罢了。
以下是几点质疑：
一、黎民伟「年轻时曾支援过1911年黄花岗起义」；「黄花岗准备起义时，他们利用清平乐的戏箱运军火往广州，这是他参加革命具体的一件事。」26
黎民伟在《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中说：「1911年（辛亥）农历三月廿九日，广州举义失败，许多革命同志，都匿居香港，从事各种革命宣传工作。我也曾跟着革命先进之士，如胡展堂、邹海滨、陈少白、高剑父……诸先生，从事于戏剧运动，创办清平乐（白话）剧社，暗喻扫平满清，人民始得安乐之意，又以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横贯清平乐之字为社徽。」27这里，他明明说清平乐剧社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成立的，社徽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作衬底。在1911年农历三月准备起义之前，当然没有清平乐剧社，能有戏箱用于运军火去广州之事么？
二、1929年2月18日至12月28日的日记内容何以缺失？28
现在发表的《黎民伟日记》并非原文，据发表者言是删去了与电影无关的内容。我们能看到的是已经删节本。但令人费解的是，从1929年2月18日到1929年12月28日之间，有整整十个月另十天是空白！在这期间发生了与黎民伟电影生涯有重大关系的事。如黎民伟和李应生因民新影片公司严重亏损而分手，分手之后对未来作何打算？孙瑜在1929年春进民新公司，应黎民伟要求拍摄由孙瑜编／导的《风流剑客》，秋天完成和上映，却未能解决公司的经济问题。黎民伟怎么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罗明佑正是在这期间来上海访黎民伟，依《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他们是在11月初达成协定，那么以此推算，罗明佑该在10月中下旬到上海。事关黎民伟电影事业前途问题，他能不在日记中记载？何况，公孙鲁在《中国电影史话》中，以及杜云之在《中华民国电影史》中，都记载了黎民伟与罗明佑交谈中的表态语言，不会是空穴来风。当然，这十个月是黎民伟经营民新公司失败的煎熬时刻，是失意时刻，是否因以为有损形象而讳之？
三、黎北海在1929年12月28日，与黎民伟、林楚楚、阮玲玉、黄绍芬等十人，从上海经青岛去北京拍摄《故都春梦》。至1930年5月6日他乘加拿大（船名）返港。《故都春梦》在1930年7月27日试演于南京戏院。29
如果按时间计算，黎北海在北京和上海有五个多月，正是《故都春梦》拍摄期间，可以说这段时间中，他在为《故都春梦》工作。他返港后一个多月，《故都春梦》在南京戏院试映。黎北海这段时间在北京和上海，为剧组做了甚么？
从时间来说，黎北海当时正在香港办香港影片公司，拍摄《左
（九）黎民伟在香港办过演员养成所吗？李铁等人是他的学生吗？19
没有。李铁等人也不是他的学生。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的是黎北海，他在香港先后办过三次演员养成所。第一次是在1928年上半年，名为香港演员养成所，黎北海是唯一导师。学生有朱普泉、许梦痕、立建娴、麦啸霞、薛兆荣等20。第二次是1931年4月办「联华演员养成所」。黎北海任所长，导师有关文清、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毕业生有李铁、黄岱（黄楚云）、石友于、陈武扬、胡艺星（胡戎）、唐醒图、叶仁甫、冯洁贞、陈其锐等。第三次是1932年续办第二届「联华演员养成所」，教学由薛兆荣、陈武扬负责，黎北海、关文清作辅导。学生未毕业而逢「联华港厂」结束，已无用武之地21。正是黎北海在香港所办三次演员养成所，为香港电影事业做了基础性贡献，储备了必要的人才资源。黎北海真正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这是无法回避和抹杀的事实。可是，长篇记录片《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对白字幕本第14页旁白却说：「黎民伟在上海培育演员的同时，亦在香港与黎北海办演员养成所。李铁、石友宇、唐醒图、黄岱、胡艺星等便在这里毕业。」这是严重违背历史的。为甚么将黎北海做的事情挪在黎民伟的名下？二十世纪80年代，联华演员养成所还有同学会，秘书是李铁，他从未提及他的老师中有黎民伟。
黎民伟在上海办民新影片公司时，确曾办过演员养成所，金焰和汤德培是其中学生。但不是在香港。
至于《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一书第77页，以联华「香港分厂」标题下，谈论「联华港厂」种种，极为不该。联华下属厂改称分厂，是1935年2月以后的事。以黎北海为厂长的联华三厂，又称「联华港厂」，到它结束也未称为「香港分厂」。
（十）「联华成立时，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的香港民新，合并入联华，成为联华的三厂」？22
1930年12月27日联华在香港成立前，香港根本没有甚么「香港民新」，只有黎北海与人合办并任厂长的香港影片公司。黎北海正是以香港影片公司折价两万元加入联华，成为联华三厂，俗称联华港厂。黎北海作为联华股东，进入联华董事会。既无「香港民新」，何来「以黎北海为主要办事人」？实在严重地违背了历史事实。
（十一）「1934年黎民伟与罗明佑回港，与熟悉美国市场的关文清和美国华侨赵树燊合作谋办海外联华。」23
没有这样一回事。当事人之一关文清在其《中国银坛外史》中，详细讲述了海外联华从发起到胎死腹中的经过。事情起源于1933年，罗明佑派关文清去美国考察，其间结识赵树燊，策划并成立大观声片公司，拍摄声片《歌侣情潮》。当赵树燊带着《歌》片来港放映时，罗明佑在家中宴请关、赵，商谈合作事宜。1934年罗明佑以国民政府实业部派「考察欧美日影业专员」名义出国，关文清陪同。罗在美国会见大观公司股东，协议组建海外联华和招股事宜。但罗明佑回国后，限于联华经济情况而改变了计划，对公司进行改组收缩，香港的三厂撤销。原定陈七别墅为新场地则退订，罗还提出要关、赵到上海拍片。激怒了赵树燊，遂决定另起炉灶在香港成立大观公司，海外联华胎死腹中。从头到尾都没有黎民伟参与。黎民伟只是在1934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他返港第四天曾和罗明佑去看将要作海外联华场地之陈七的地方。现在却说成黎民伟不仅参加商谈，而且还作为主要当事人，摆在罗明佑之上，议事地点竟由美国改在香港！
（十二）「除了导演演员外，联华培养了不少质优的电影工作者。作曲聂耳、编剧田汉……」24
二十世纪30年代，聂耳和田汉都已经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和联华有过共事的历史。聂耳曾加入联华，田汉则仅为联华一厂写过《母性之光》和《三个摩登女性》两个剧本。写《母性之光》时用化名陈瑜，写《三个摩登女性》时，连化名都没用，影片上写的是编导卜万苍。能说是联华培养了他们吗？
史实是，当年左翼影人的行为，如柯灵所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用老板的钱和设备，做自己的事情，而老板亦乐得有影片赚钱，实为两相情愿之事。但不等于说他们和老板之间没有冲突、斗争。罗明佑就和他们发生过两次冲突，一次是用「四国主义」代替原有制片方针，经联华「同人会」坚决抗议，后由罗明佑自己取消。二因拍《国风》而和左翼影人发生尖锐冲突，经过双方妥协才摆平。公孙鲁在《中国电影史话》中说：「作为老板的罗明佑、黎民伟等只有制止他们不过份超越范围，大作大为，但无法把他们摒诸联华之外了。」25至于联华制片一厂创办初期所显示的新文化思想气息，那是因为由参加过「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又在美国学习戏剧、电影的孙瑜执导了《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所致。罗、黎在历史上与「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基本没有接触，都保留较浓厚传统道德文化观念。他们的教化主张是在传统道德文化范围之内，和左翼影人主张根本不同，他们接受陈立夫要求，就是显著一例。充其量不过是罗、黎与他们在不同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罢了。
以下是几点质疑：
一、黎民伟「年轻时曾支援过1911年黄花岗起义」；「黄花岗准备起义时，他们利用清平乐的戏箱运军火往广州，这是他参加革命具体的一件事。」26
黎民伟在《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中说：「1911年（辛亥）农历三月廿九日，广州举义失败，许多革命同志，都匿居香港，从事各种革命宣传工作。我也曾跟着革命先进之士，如胡展堂、邹海滨、陈少白、高剑父……诸先生，从事于戏剧运动，创办清平乐（白话）剧社，暗喻扫平满清，人民始得安乐之意，又以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横贯清平乐之字为社徽。」27这里，他明明说清平乐剧社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成立的，社徽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作衬底。在1911年农历三月准备起义之前，当然没有清平乐剧社，能有戏箱用于运军火去广州之事么？
二、1929年2月18日至12月28日的日记内容何以缺失？28
现在发表的《黎民伟日记》并非原文，据发表者言是删去了与电影无关的内容。我们能看到的是已经删节本。但令人费解的是，从1929年2月18日到1929年12月28日之间，有整整十个月另十天是空白！在这期间发生了与黎民伟电影生涯有重大关系的事。如黎民伟和李应生因民新影片公司严重亏损而分手，分手之后对未来作何打算？孙瑜在1929年春进民新公司，应黎民伟要求拍摄由孙瑜编／导的《风流剑客》，秋天完成和上映，却未能解决公司的经济问题。黎民伟怎么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罗明佑正是在这期间来上海访黎民伟，依《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他们是在11月初达成协定，那么以此推算，罗明佑该在10月中下旬到上海。事关黎民伟电影事业前途问题，他能不在日记中记载？何况，公孙鲁在《中国电影史话》中，以及杜云之在《中华民国电影史》中，都记载了黎民伟与罗明佑交谈中的表态语言，不会是空穴来风。当然，这十个月是黎民伟经营民新公司失败的煎熬时刻，是失意时刻，是否因以为有损形象而讳之？
三、黎北海在1929年12月28日，与黎民伟、林楚楚、阮玲玉、黄绍芬等十人，从上海经青岛去北京拍摄《故都春梦》。至1930年5月6日他乘加拿大（船名）返港。《故都春梦》在1930年7月27日试演于南京戏院。29
如果按时间计算，黎北海在北京和上海有五个多月，正是《故都春梦》拍摄期间，可以说这段时间中，他在为《故都春梦》工作。他返港后一个多月，《故都春梦》在南京戏院试映。黎北海这段时间在北京和上海，为剧组做了甚么？
从时间来说，黎北海当时正在香港办香港影片公司，拍摄《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