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中产阶级认同现状探析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一 問題的提出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少部分人作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迅速致富，這部分新富的人群，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當然，中國目前的所謂中產階級與國外那個經過充分工業化後出現的中產階級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社會學者劉玉能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又稱中產階層或中間階級，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並非指馬克思主義就所有制關係意義上的階級，而是指社會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評價、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心理特徵的一個群體或一個社會階層1。
不論人們對其如何稱謂，中國出現了新興的社會階層──這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產階級的日益發展壯大，其自身對社會身份產生了朦朧的意識與訴求。但是，由於國內對中產階級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關注點也僅限於中產階層的來源、構成、規模、行為特徵和發展前景等問題2，對於主觀層面的意識、認同等問題，很少有人涉及。事實上，判斷一個社會階級是否已經形成，其中重要一條就是階級意識的存在。美國學者山特斯（Richard Centers）早在1949年,就開始使用主觀自我階級認定的方法，來探討美國的社會結構3，中國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研究的忽視，無疑是一種缺憾。
「認同」（identity）一詞起源於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兩個含義，第一，同一性，即兩者之間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獨特性，它表現為在時間跨度中所體現出來的一致性和連貫性4。「認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與「差別」（difference）的關係。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看，人們的認同是由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所構成的連續統5。自我認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的感知」6。社會認同則是有關某個群體的共同認同，它強調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似性以及群體成員相信他們之間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徵。群體的相似性總是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過界定這種差別，相似性才能被識別。
在中國，由於歷史的原因，階級一詞在年齡稍長的一些人那裏是很忌諱的，似乎一談階級，立刻就回到了「劃階級，講成分」的年代。因此，儘管許多人雖然認識到社會資源佔有的不均等是一種客觀事實，但對於社會階層的存在與否仍然不置可否。特別是在中產階級認同問題上，他們的反應更是茫然。人們無法對中產階級加以具體界定，只是朦朧感覺那是「有房有車」的一族。「有房有車」的人們，卻不認為自己已經邁入中產階級行列，他們目光投向的是那些身價百萬、千萬的老闆，在他們的觀念中，打工者還算不上中產階級。
由此可見，相對於中產階級崛起的速度，人們的認同顯然是滯後的。當前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認識呈現出多樣化和片面化。多樣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劃分標準非常散亂，尚未形成一個理性的、大致的看法。片面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的看法集中在經濟收入層面上，少部分人觀察到了中產階級們生活方式的差別，對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社會功能等諸多方面，人們幾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意識具有能動性，它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東西方的歷史實踐均表明，並非「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必然導致「一定的經濟社會結構、一定的社會力量對比」，意識形態同樣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王思睿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是階級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7 目前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的滯後與局限勢必會影響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由此，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進行研究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二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
2004年3-5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南京五大城市的居民展開了一次關於「中產階層生存與發展」的問卷調查，「認同」是其中一個專案。本次研究採用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法，有效樣本3,038個。問卷的資料統計採用SPSS 11.0。
（一）研究的樣本結構
1、樣本的性別分布：男性樣本數為1503，佔有效樣本的49.5%；女性為1535，佔50.5%。
2、樣本的年齡分布：19歲以下的樣本數為223，佔有效樣本的7.3%；20-29歲為921，佔30.3%；30-39歲為547，佔18.0%；40-49歲為493，佔16.2%；50-59歲為435，佔14.3%；60歲及以上為404，佔13.3%；此外，另有15人拒絕回答，佔0.5%。
3、樣本的城市分布：北京樣本數為606，佔有效樣本的19.9%；上海為604，佔19.9%；廣州為603，佔19.8%；武漢為608，佔20.0%；南京為617，佔20.3%。
從問卷調查的樣本結構來看，不論是性別分布、年齡分布，還是城市分布，都是比較理想的，沒有出現甚麼極端情況。
（二）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社會認同現狀
根據鄧肯（Otis Duncan）的整理，對社會分層的測量指標有：（1）經濟生產變數，如財富、所得、資產等；（2）經濟消費變數，如生活水準、消費形態等；（3）社會變數，如聲望、榮譽，及道德性評價等因素；（4）資訊變數，如教育、知識、技術訓練等；（5）文化變數，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徵、語言、禮儀、心理滿足度等因素；（6）與權力或權威有關的變數，如影響力或決策等因素；（7）與公民有關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會參與等變數及（8）上述變數之總合8。
2001年10月，在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中承擔的「中國中間階層研究」的專題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界定：「所謂中間階層，是指佔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物件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依此定義，我們可以整理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有如下幾項：（1）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2）職業的工作及勞動方式；（3）職業權力；（4）收入及財富水平；（5）就業能力；（6）消費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9。
由於社會成員在各種社會資源的佔有上是連續的，人們很難區分出界限分明的階層來。為此，許多學者建構了多元分析指標，如鄧肯曾以職業聲望、教育程度及薪資所得這三個變數，來建構美國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SEI）10。台灣學者蔡淑玲與瞿海源也以同樣的方式，建構了一份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11。一般而言，由於階層劃分的複雜性，在研究中不免會帶上研究者的主觀斷定。參照各種社會分層指標，筆者將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區分為經濟地位、職業聲望、教育層次和自我認同四個單項指標。每個單項指標將分別在性別、年齡、城市這三個因素中進一步加以差異比較與分析，以期對中產階層分層指標的社會認同狀況有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
1 經濟條件認同與差異
調查顯示，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所應具備的經濟條件沒有一個明確的看法，其中30.6%的人選擇了「說不清」，這個比例之高足以說明現階段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財富擁有量很不確定。其次，21.2%的人選擇了「50萬以上」，19.3%的人選擇了「100萬以上」。由此可見，雖然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不甚明確，但也表現出一種認同的趨勢，即他們相對比較集中地認為家庭資產在50萬到100萬左右的人們，應該歸屬於中產階級。
當我們從性別、年齡和城市三個方面進一步對中產階級的經濟認同進行考察時，發現更加有趣的現象。女性對於經濟條件的認同比之於男性更加沒有概念，34.5%的女性選擇了「說不清」，男性只有26.4%選擇了「說不清」。其次，男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少部分人作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迅速致富，這部分新富的人群，有學者稱之為中國的中產階級。當然，中國目前的所謂中產階級與國外那個經過充分工業化後出現的中產階級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社會學者劉玉能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又稱中產階層或中間階級，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並非指馬克思主義就所有制關係意義上的階級，而是指社會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評價、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心理特徵的一個群體或一個社會階層1。
不論人們對其如何稱謂，中國出現了新興的社會階層──這確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隨著中產階級的日益發展壯大，其自身對社會身份產生了朦朧的意識與訴求。但是，由於國內對中產階級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關注點也僅限於中產階層的來源、構成、規模、行為特徵和發展前景等問題2，對於主觀層面的意識、認同等問題，很少有人涉及。事實上，判斷一個社會階級是否已經形成，其中重要一條就是階級意識的存在。美國學者山特斯（Richard Centers）早在1949年,就開始使用主觀自我階級認定的方法，來探討美國的社會結構3，中國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研究的忽視，無疑是一種缺憾。
「認同」（identity）一詞起源於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它兩個含義，第一，同一性，即兩者之間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獨特性，它表現為在時間跨度中所體現出來的一致性和連貫性4。「認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與「差別」（difference）的關係。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看，人們的認同是由社會認同和自我認同所構成的連續統5。自我認同指的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佔據的位置的感知」6。社會認同則是有關某個群體的共同認同，它強調群體成員之間的相似性以及群體成員相信他們之間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徵。群體的相似性總是與其他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過界定這種差別，相似性才能被識別。
在中國，由於歷史的原因，階級一詞在年齡稍長的一些人那裏是很忌諱的，似乎一談階級，立刻就回到了「劃階級，講成分」的年代。因此，儘管許多人雖然認識到社會資源佔有的不均等是一種客觀事實，但對於社會階層的存在與否仍然不置可否。特別是在中產階級認同問題上，他們的反應更是茫然。人們無法對中產階級加以具體界定，只是朦朧感覺那是「有房有車」的一族。「有房有車」的人們，卻不認為自己已經邁入中產階級行列，他們目光投向的是那些身價百萬、千萬的老闆，在他們的觀念中，打工者還算不上中產階級。
由此可見，相對於中產階級崛起的速度，人們的認同顯然是滯後的。當前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認識呈現出多樣化和片面化。多樣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劃分標準非常散亂，尚未形成一個理性的、大致的看法。片面化表現在，人們對中產階級的看法集中在經濟收入層面上，少部分人觀察到了中產階級們生活方式的差別，對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參與、社會功能等諸多方面，人們幾乎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對於中國中產階級的發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意識具有能動性，它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東西方的歷史實踐均表明，並非「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就必然導致「一定的經濟社會結構、一定的社會力量對比」，意識形態同樣可以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所以王思睿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也是階級形成的一個決定性因素。」7 目前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的滯後與局限勢必會影響中產階級的健康發展，由此，對當代中國中產階級認同現狀進行研究就顯得迫在眉睫了。
二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社會認同
2004年3-5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南京五大城市的居民展開了一次關於「中產階層生存與發展」的問卷調查，「認同」是其中一個專案。本次研究採用隨機抽樣的問卷調查法，有效樣本3,038個。問卷的資料統計採用SPSS 11.0。
（一）研究的樣本結構
1、樣本的性別分布：男性樣本數為1503，佔有效樣本的49.5%；女性為1535，佔50.5%。
2、樣本的年齡分布：19歲以下的樣本數為223，佔有效樣本的7.3%；20-29歲為921，佔30.3%；30-39歲為547，佔18.0%；40-49歲為493，佔16.2%；50-59歲為435，佔14.3%；60歲及以上為404，佔13.3%；此外，另有15人拒絕回答，佔0.5%。
3、樣本的城市分布：北京樣本數為606，佔有效樣本的19.9%；上海為604，佔19.9%；廣州為603，佔19.8%；武漢為608，佔20.0%；南京為617，佔20.3%。
從問卷調查的樣本結構來看，不論是性別分布、年齡分布，還是城市分布，都是比較理想的，沒有出現甚麼極端情況。
（二）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社會認同現狀
根據鄧肯（Otis Duncan）的整理，對社會分層的測量指標有：（1）經濟生產變數，如財富、所得、資產等；（2）經濟消費變數，如生活水準、消費形態等；（3）社會變數，如聲望、榮譽，及道德性評價等因素；（4）資訊變數，如教育、知識、技術訓練等；（5）文化變數，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徵、語言、禮儀、心理滿足度等因素；（6）與權力或權威有關的變數，如影響力或決策等因素；（7）與公民有關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會參與等變數及（8）上述變數之總合8。
2001年10月，在陸學藝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中承擔的「中國中間階層研究」的專題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對現階段中國中間階層的界定：「所謂中間階層，是指佔有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閒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物件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依此定義，我們可以整理出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有如下幾項：（1）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2）職業的工作及勞動方式；（3）職業權力；（4）收入及財富水平；（5）就業能力；（6）消費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社會關懷9。
由於社會成員在各種社會資源的佔有上是連續的，人們很難區分出界限分明的階層來。為此，許多學者建構了多元分析指標，如鄧肯曾以職業聲望、教育程度及薪資所得這三個變數，來建構美國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SEI）10。台灣學者蔡淑玲與瞿海源也以同樣的方式，建構了一份台灣的社會經濟地位量表11。一般而言，由於階層劃分的複雜性，在研究中不免會帶上研究者的主觀斷定。參照各種社會分層指標，筆者將當代中國中產階層的認同指標區分為經濟地位、職業聲望、教育層次和自我認同四個單項指標。每個單項指標將分別在性別、年齡、城市這三個因素中進一步加以差異比較與分析，以期對中產階層分層指標的社會認同狀況有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
1 經濟條件認同與差異
調查顯示，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所應具備的經濟條件沒有一個明確的看法，其中30.6%的人選擇了「說不清」，這個比例之高足以說明現階段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的財富擁有量很不確定。其次，21.2%的人選擇了「50萬以上」，19.3%的人選擇了「100萬以上」。由此可見，雖然社會大眾對中產階級不甚明確，但也表現出一種認同的趨勢，即他們相對比較集中地認為家庭資產在50萬到100萬左右的人們，應該歸屬於中產階級。
當我們從性別、年齡和城市三個方面進一步對中產階級的經濟認同進行考察時，發現更加有趣的現象。女性對於經濟條件的認同比之於男性更加沒有概念，34.5%的女性選擇了「說不清」，男性只有26.4%選擇了「說不清」。其次，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