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新人陈独秀、李大钊、吴虞、鲁迅等围绕着破除孔子之道，另立文化新宗的文化主题，为中国近代评孔思潮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他们对社会、历史、文化、时代的不同感悟，造就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文化性格，对于他们反思中国文化进行深刻的文化批判乃至社会批判，都有着明显的牵引作用。在评孔开新方面，尤其如此。本文在讨论中针对学术界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关键词：文化新人；文化性格；评孔开新
    中图分类号：K261?1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的排孔开新不仅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民国初年的排孔，也不同于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的排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排孔，着眼于政治批判，文化附属于政治，即便是在民国初年也是将孔子偶像作为封建帝制的政治偶像来批判的，这样，对于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孔子之道就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刻的文化清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不同了。复古与帝制复辟运动来源于政治领域，也基本上通过政治的方式予以最终解决。除此之外，留给人们思考的则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话题：孔子之道充当奴役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帝制复辟与猖狂进攻民主共和的反动工具，其文化奥秘何在？五四时期的评孔批孔当然是如同一些专家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批孔的深化，但是，这种历史性的深化恰恰来自于评孔批孔的角度转换，即由政治的批判变为集中的文化批判。
一
    陈独秀首先展现出辛亥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激进而富于战斗的文化性格。其斗争的锋芒所指，是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核，亦即封建主义的文化巢穴。针对袁世凯政府鼓吹“提倡国粹”，陈独秀即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所谓的“国粹”，其基本精神不过是“忠孝节义”而已，其实就是“奴隶之道德”。鼓吹“国粹”，就是要使封建主义文化“谬种流传”，其结果是导致中华民族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败亡。他说：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①陈独秀指出，儒家的“三纲”说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奴隶之道德”的根源。因为“三纲”说教，使人失去了主体精神，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痛恨袁世凯“洪宪帝制”丑剧，将尊孔复古视为中国文化的灾难。洪宪帝制的覆灭，在陈独秀心中激起中国文化新生的波澜。他借用“春秋笔法”，将1915年与1916年划断，视1915年为古代史，而对1916年赋予新希望。陈独秀寓意深刻地指出，1916年是中国文化“除旧布新”的开始，呼吁“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极力促进中国之新生，中国文化之新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②。
    针对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叫嚷定孔教为“国教”，赋予孔教以宪法的地位，鼓吹以孔子之道为“立国之精神”，陈独秀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陈独秀指出，所谓孔教，不过是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的护身符，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他说：“中国帝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异者也。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适者皆目笑存之，本无辩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陈独秀揭示了孔教与封建帝制的内在关联，指出，鼓吹孔教，就是反对民主共和。他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③深入到孔子之道的文化特质里揭露孔教与专制主义的内在关系，从文化上排斥孔子之道也就有了学理的依据。陈独秀说，“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由于“三纲”说乃是孔教之根本教义，因此，孔子之道与国民教育精神的非相容性也就一目了然，而主张“废孔”也就有十足的理由了④。陈独秀指出，不仅不能定孔教为国教，而且应该扫除孔子之道对于国民的精神笼罩，为此，“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⑤。陈独秀并不是将孔教作为一种宗教来反对，而是将它作为有碍于社会进步的一种文化来反对，把它作为一种锢蔽人心的一种迷信来反对，因此，他坚决地指出，只要是骗人的东西，不管它身穿什么外衣，都要统统予以反对；不论它是不是自古相传的信仰，只要它是腐朽的、不合理的，就要统统推倒。这样，陈独秀评孔批孔的战斗性和深刻性，就体现在揭露孔子之道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和主张破除“偶像崇拜”上，这正是既超乎前人，而又在思想上极其闪光的亮点。
    陈独秀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将排孔的视觉转到文化上来，以及表现出来的坚韧的战斗精神，不仅影响了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文化新人，而且明显地影响了新文化阵线的他的战友们。
二
    继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批判儒家“三纲”说教的文章后，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的长文，直接批判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易白沙从揭示孔子学说内在的缺陷易于为封建专制主义所利用出发，揭露了孔子学说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天然联系性。他将孔学与封建主义的耦合揭露无余，从而揭破了“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⑥。他指出，孔子的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但是，由于孔学自身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因而被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白世之傀儡”⑦。
    李大钊从日本回来后，即投身于陈独秀发起的批判以孔子之道为代表的旧文化的斗争中。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相呼应，李大钊发表了朝气勃勃的冲击中国旧思想旧文化的美文《青春》。他认为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将中国的发展导入了死胡同，“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他呼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⑧。《青春》与《敬告青年》的视点切入、思想观点、豪放激情、旷达文风一脉相承，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双璧。但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则对李大钊评孔批孔的彻底性估价过低，认为，虽然李大钊在此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要比他自己的过去更为激进，显得“要严厉得多”，但是，他“没有对孔子的传统加以彻底的批判”⑨。这是不切事实的。针对康有为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将孔教写入《宪法》的鼓噪，李大钊表现出同陈独秀等人一样彻底的战斗精神。他认为，“宪法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