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乃“怪诞之事实”。因为，“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荒陵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中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此孔子之纪念碑也，此孔子之墓志铭也”；何者为孔子之道？何者为非孔子之道？必如何始为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必如何则否？此质之主张规定此条之议宪诸君，亦将瞠目而莫之所应。须知一部之失效宪法，全体之尊严随之，此宪法之自杀也，此宪法自取其效力之告白也”⑩。李大钊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四天后，又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指出：“余谓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则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而何也”？“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批孔开新，李大钊的态度十分坚决，论述深刻，在打破孔子之道的精神桎梏上没有回旋，也没有半点儿含糊。

三
    当然，只有态度的坚决，绝对产生不出深刻的思想。深刻思想的产生，来自于研究问题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运用正确的方法。由于李大钊掌握并运用了唯物史观来破孔子之道，因此，李大钊虽也像陈独秀一样，批判孔学的伦理道德，但是，李大钊比他的战友乃至同时代人都要深刻，因为他探寻了孔学的伦理道德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从而找到了破除孔学的伦理道德的最根本的途径。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两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本身的权威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要彻底铲除孔子之道对于人们的精神束缚，就得动摇孔子学说千百年来所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基础。“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思想的共鸣，是思想者之间的思想共鸣。通过对中国封建主义、儒家学说与家族制度的分析研究，吴虞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吴虞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正是支撑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孝”与“礼”则是旧伦理旧道德的核心。因此，吴虞的战斗利器直指儒家伦理道德的孝和礼。吴虞指出，在封建家族家长制下，因宗法血缘关系而建立起子女“孝顺”父母的家庭伦理，在社会中又放大为臣子为帝王“尽忠”的社会伦理；由于封建国家不过是父权家长制家庭的放大，因此，一国之君主，也就是一国之家长，而一国之臣民只能像孝顺其父母那样来效忠于君主，这样，从家庭到社会，“孝”与“忠”就成为束缚人的伦理观念。吴虞认为，即使在旧时代，对于“孝观念”以及“孝养方式”的提倡，真是“糊涂荒谬极了”；更何况是在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它与人们的精神需求是直接冲突的，因此必须彻底抛弃旧时代的“忠孝”伦理，塑造新的国民。吴虞指出，孔学所主张和鼓吹的礼教，较之忠孝伦理有更强的道德制约性，因而其危害性也就更大。吴虞批判吃人的礼教说：为了在“历史故纸堆中博得‘忠义’二字”，“那成千累万无名的人，竟都被人白吃了”！“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就是现在的人，或者也有没做过吃人的事，但他们想吃人，想咬你几口出气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讲礼教就是吃人的呀”！吴虞从人性的高度抨击孔学的伦理道德，是很有战斗力的。
    有的论著虽然肯定“吴虞对儒家文化的排斥与批判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状态”，但是，又指出“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吴虞并未来得及认真思考”，“吴虞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没有得出积极的结论”，“结果，原本激进的非儒主张并未得出什么更为先进的结论”。这个评价显得不那么公允。所谓“积极的结论”和“更为先进的结论”，我的理解是，指吴虞没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来批判孔学，也还没有明确地具体地指出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吴虞的要求未免过高，也近似于苛刻。一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前，文化新人都是借助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武器与中国旧文化决斗，他们在那时还不可能运用更为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因而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出路问题，不可能得出“更为先进的结论”；但是，如果缺少了这时的环节，绝不可能有此后揭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文化批判，从而得出“更为先进的结论”。这就是说，吴虞对于孔学的批判以及所达到的水平，不可能超越历史所能给予的既定条件，他对于孔学的批判已经达到了其时文化新人与旧文化斗争的平均水平，是值得珍视的。二是吴虞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批判，虽然打上了时代烙印，是“匆忙的”，但却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时，也是找到了前进的大方向的，即走出中世纪，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轨道。他说：“呜呼！太西有马丁·路德创新教，而数百年来宗教界遂辟一新国土；有培根、狄卡儿（今译笛卡儿）创新学说，而数百年学界遂开一新天地。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这也是五四文化新人在抨击中国旧文化时运用西方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参照系的共同认识，在那时当然是进步的。
    还有论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探寻吴虞非儒反孔的学术渊源，这对于认识吴虞的学术思想理路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仅仅判定吴虞的学术“内源”，得出“吴虞非儒反孔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传统文化内部的非正统、反正统思想因素”，就未免顾此失彼了。从吴虞对李贽等反叛儒家正统思想的高度评价来看，吴虞的确存在非儒反孔的学术“内源”；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吴虞就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吴虞了。应该说，吴虞非儒反孔的学术渊源以“内源”为基础，以“外源”为依据。所谓“外源”，即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正因为吴虞主要的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装，他才得以跻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流，并赢得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和“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和相应的历史地位。
四
    鲁迅参加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流中来，比陈独秀、李大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