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一些。但鲁迅一加入到破除中国旧文化思想笼罩的行列，就以他颇有文化特色的杂文和很有吸引力的小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揭穿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统治者在“仁义道德”的伪装下，干着嗜血食肉的吃人勾当。他借小说的主人公的口吻说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里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的批判，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促进了人们对毒害其思想的旧文化的反思。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力地声援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受这篇小说的影响，吴虞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写下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论文。吴虞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站在民主与科学的角度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有所不同的是，鲁迅更多地则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向着封建文化猛攻。在《我之节烈观》的文章中，鲁迅谴责了封建主义“贞节”道德给妇女造成的苦难：“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因而他呼吁道：“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在1925年发表的《寡妇主义》的文章中，鲁迅继续声讨了强加给中国妇女的落后的道德。如果说《我之节烈观》批判的是封建的夫权主义，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痛斥了封建的父权主义对于孩童的无情折磨。他揭露说：“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他呼吁：“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篇文章的主题，我认为应该是对于上一年在《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的深化。在新文化运动中，经常翻滚在鲁迅心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决不能让旧时代的伦理道德再毒害甚至吞噬我们的后人。
    对于鲁迅的评价，一方面存在着超越层次的无限拔高，一方面又存在着对于鲁迅作品的“误读”。例如，西方有研究者称，鲁迅“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关于“全盘否定”论在这里姑且不论，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阴暗论”没有真实的依据，倒可以得出“希望论”：鲁迅一方面对于以“吃人的礼教”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坚决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充满希望。鲁迅所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正是“充满希望”的心理活动的表露，前者以后者为基点和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具有民主主义文化觉悟的文化新人，同忧同感，心心相通，为了满足社会进步对于新文化的精神需求，他们以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共同的心理基础，结成一个“开风气之先”的进步的文化群体。

 注 释：
    ①②③④⑤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一，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33—35、68—72、73—75、94页。
    ⑥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⑦易白沙：《孔子平议》下，《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⑧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0、204—205页。
    ⑨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7、42页。
    ⑩李大钊：《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第178—179、181—182页。吴虞：《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7、176、171、98、167页。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吴效马：《论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传统学术渊源》，《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胡适：《胡适文存》卷四，东亚图书馆，1928年，第255、259页。《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5、432页，第124—125页，第137、135—136页。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