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中初期"理所宜然。

　　秦晖继续写道，对原始积累的这种误解是对马克思本人的"冤枉"，因为马克思"甚至没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提法。"然后，秦晖对马克思使用的"原始积累"一词追根溯源至亚当·斯密所用的"预先积累"（previous accumulation ）一词，并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错误形成归因于俄国人的政治上的保守思想。在阐释这个差别时，汪晖举了一个例子　　一些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和学术刊物对WTO 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但几乎所有对于WTO的批评意见均无法在公开的媒体出现，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有关WTO 的公开论辩。"新自由主义"把WTO 视为"自由市场"计划的伟大发展，认为这一计划为中国铺平了通向民主的道路。然而，这是涉及上亿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共讨论的政治安排，甚至在中美谈判之后，有关的信息也没有公开。

　　汪晖强调的是：中国加入WTO 将影响"超过十亿人民"的日常生活，除了顶着正义和民主的名义，人民的利益根本无法概括。汪晖在这里暗示，正义和民主由于各自包含的利益不同而分化了。汪晖支持崔之元所说的"混合宪法"分析框架，认为它为建立"上"（中央国家）、"中"（地方政府及资本大户）、"下"（普通民众）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提供了理论手段。汪晖说：

　　他（崔之元）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意志，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

　　汪晖、崔之元、甘阳及其他一些人都被批评为中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界的成员，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他们预期一种共同体形式将会实现，它将更符合人民的各种利益，因为人民利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中国新政治经济中坚分子或受益人的利益。他们呼吁通过一个新的、更全面的途径构成国家意志。因此，他们建议运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例如集体或公有权的概念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的三合一结构，来拯救民主精神和平等主义。他们都以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的积极遗产、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强调所有公民均拥有政治参与权的"积极自由"来解读民主。然而，正是这点成为其反对派抓住的把柄，认为这些体现的均为不健康的激进主义迹象。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者来说，这种激进主义将破坏言论自由、独立思考以及中国为融入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新世界秩序而进行的民主改革。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汪晖和崔之元批评新自由主义时，他们并未像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把过去的毛泽东主义思想理想化。与此相反，他们试图探索的是，过去是通过怎样的方法以一种本土化的途径既推动又限制"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建议采用新集体主义和以乡镇企业为导向的现代化理论，试图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开拓这样一条道路。尽管汪晖显然明确地支持这些科学家，但他同时也警告说：

　　由于这种理论努力过于急切地试图提出"非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却像现代化理论一样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中立的技术化的指标；它真正回避的恰好是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是乡镇企业与致力于市场化的国家目标的关系。从技术上看，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新集体主义"理论试图把乡镇企业描述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模式，对乡镇企业和村社组织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地区的极为不同的发展方式注意不够，并严重忽略了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的的乡镇企业在破坏资源和环境、忽略劳动保护等方面的"现代性后果".

　　怀着相似心情但运用不同理论，甘阳试图通过引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普遍民主的概念描画出后社会主义中国重思民主的可能的复杂路线。例如，甘阳指出，托克维尔的作品《Democracy in America》的标准中文翻译是《美国的民主》，这误解并削弱了托克维尔的"即将来临的民主浪潮将令人难以抗拒地席卷世界"的关键思想。因此，甘阳认为该作品的正确翻译应为《民主在美国》。在反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消极自由"时，甘阳声称，他们所寻求的那种"形式平等"将阻碍人民的政治参与。在他看来，仅仅专注于经济参与的自由同空口保证赚钱权利没有什么两样，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下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大陆早已存在严重的社会经济断层，而且这个问题在不断加深。因此，甘阳认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他所确信的政治上至关重要的普遍参与无动于衷甚至表示反对的结果是，"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生活萎缩".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地方，有关中国加入WTO 的公共话语反映的大多是全球主要新闻媒体所散布的美国工业界的观点。汪晖说：

　　备受争议的称谓

　　"新左派"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含蓄地强调了（无论是社会、政治或是文化上的）欧美批评理论的适用能力，并支持了对那些被中国上层认可的"自由市场"话语进行抵制的反话语。"新左派"（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流行的称谓）和"新左翼"（1999年才刚刚流传起来，不如前者包含的政治意义广泛）等称谓被用来讽刺这种批评话语是对前卫的欧美理论的盲从。然而，将其他人称为"新左派"的那些作者其作品都曾被（所谓的"新左派"作者）批评为显露出对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的盲目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称谓流通（有时是为了贬低其知识界的对手，有时则为了骄傲地自称）的特殊语境得以形成，其原因在于汉语知识产品日益显现的全球特征。在评论中国知识界运用的理论时，美籍学者张旭东（其作品一般都被标识为"新左派"）描写了一种理论化的省略模式（an elliptical mode oftheorizing），该模式是在中国经历毛泽东时代后，于八、九十年代加强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然而，这些限制也因中国学者、大学生和自由作者临时或长期到海外旅游和定居的能力日渐增长而获得缓解，因为他们仍然通过中文杂志、报纸的出版及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参加"当前问题"的汉语讨论。

　　正如张旭东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在1980年代的后毛泽东（或许纪霖所说的"世俗化社会主义"）新时代，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纷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理论，因为它象征着有资本参加各种中国大陆改革进程相关问题的国际性和地方性研讨。在1990年代，这种参与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本文所探讨的这类知识分子论争如今已遍布世界各地，全球的读者均可通过大量中文网站刊登或转刊的信息了解情况。因此，中国知识"界"这一概念已不能再指代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活动和事件了，因为如今，这类活动和事件大部分都以会议、座谈会和工作室的形式在网络空间或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发生。同时，中文产品的这些全球化条件还推动它们以一种崭新的、容纳百川的形式出现，尤其是一些于特定时间在网上发表的、有关特定问题的评论。不过，中国威权主义的法规仍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无论身居何方，所有的网上讨论参与者仍需谨言慎行。到19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不良后果（包括大范围的社会经济断层，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内地、不断上涨的国营企业下岗工人数以及严重的官员腐败现象）日益明显，对于应该如何在威权政治的环境中发展和保卫民主化进程，中国知识界在意见和原则上有许多分歧。但是大家都认识以下这一事实：国内各级掌权者全部（常常是在暗地里）反对过去的计划经济，但也不愿撤除等级结构的政府组织网络，因为他们正是通过该网络在原本实行计划经济时获得其权力的。依靠在八、九十年代继续执掌权力（比如，当上国营企业的全国或地方经理），这些共产党"老板们"共同分享了何清涟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情况是如此复杂，政治威权主义的特殊形式同新加坡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