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种具有功能障碍的民主显然十分相似，因为在新加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早已同威权政治的现实情况结合为一体了。因此，正如一位当地评论家所说，新加坡政府的意识形态标准是"彻底怀疑人民的合理性且对于自己的反自由态度一点也不惭愧".然而，由于中国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地位仍是政治合法化的重要标志，尽管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大部分都反对这些教条性的马列学说所固有的社会主义终极目的。一部分引介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学说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摒弃已名誉扫地的教条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恢复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努力值得一提，因为它是后革命知识分子呼唤社会主义正义的一种追求。

　　意识形态受到管制的现实以及反对政"界"（尽管这条界线越来越难以精确区分，因为它不断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改变自身以适应在实现国家利益名义下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话语）的风险仍是"后革命"中国知识生产的一个特征。在文化知识圈内进行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意味着，在发表言论和写作时不但从头到尾都要注意考虑政府可能如何接受其作品，而且要通过不同程度的自我审查寻找适当的表达方式。最近，在中文批判话语中已出现一些暗指，认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阻碍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这表明，在以"后革命"中国的政治威权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分化中，作者们已开始进行自我审查。在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迄今仍徒然但尚属标准地分化成对立的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时，汪晖观察到：

　　在一度时期里，何清涟尽管明确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但她仍不免因为揭露腐败等问题而被称为"新左派"……秦晖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给予激烈批判，但他也时常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目。这种情况的改变在他们不断地"批评"新左派的情况下才有所扭转。事实上，何、秦对于腐败和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所谓新左派之间存在许多交叉之处。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当然，在如何估计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西方的市场，如何理解民主等问题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许多学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让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批判力量没有能够形成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论限制了人们对于各自理论和事业的认真思考和理解，从而也没有能够产生积极的争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力量，看到了缺乏一种良性的政治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有多大的损害。

　　由于"公共领域"一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质询中被理想化了，缺乏健全的公共领域常常被列为中国大陆知识圈发展出富有成效的论争的一大障碍。由于没有制度来保障个人或集体发表意见不受政治干预或威压，中国知识界作者总是试图通过圈内争论诸如"正义"、"民主"、"平等"和"自由"等术语的理论重要性来间接发表批判性评论。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接受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将后现代性视为后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罗岗认为困难在于，"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环绕自身的现实".罗岗指出，刘康"试图据此对中国问题发言时，情况就变得非常有趣，他的论调变成无条件地为中国现实权力系统的辩护。"刘康是一位美籍学者。当杰姆逊1993年访华时，他曾担任杰姆逊的翻译。罗岗还补充说：

　　虽然我敢肯定现在的"新左翼"不会像刘康那样，但是他们仍会面临刘康式的歧途：当你在强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时，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立场与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当代的中国大陆，虽然以国家利益为名的意识形态管制仍是被政府看成正当的，马克思主义却显然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了，尽管它在官方文化中名义上仍很权威。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罗岗的评论似乎有些误导人心。其实，正如汪晖评论在中国加入WTO 问题上缺乏公共评议时指出的，中国政府的立场更大地倾向于肯定不断扩张的全球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这种学说免不了会牺牲"为了人民"的正义。尽管在中国大陆，这个学说也通常会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联系在一起。目前，说明中国政府意识形态复杂的一个显著事例就是，中国领导人最近决定接纳资本家为共产党员。虽然中国大陆的不少新贵早已是党员，他们首先通过党内关系获得了私有财产，但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修改党章的决定正式表明，共产党已大大削弱了它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高级经济顾问小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评论这一新发展说：

　　一般而论，企业家们的利益总是大相径庭，常常会相互竞争和冲突。这些互为矛盾的利益可能会令共产党从一个相对单一的整体变成可以容忍更多多元主义的党派。接纳资本家成为党员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政治多元性和更有活力的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或许会更加强壮、更加"正常".

　　沃尔夫的评论属于新自由主义流派。跨国媒体广为散播该理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市场竞争的力量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几乎已同多元主义和民主分庭抗礼。对被称为"新左派"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正是因为这个统治全球的理论在影响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如何"看待"世界时几乎具有垄断专权，因此，对于它很容易就建立起来的"认识"，应该质询一下是否存在不公正。江泽民主席下令查封了富有影响力的党内期刊《真理的追求》，因为该期刊攻击其接受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决定。这个例子再次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主义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尽管为了确认其正确性，共产党不得不将其称之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中）。

　　正是由于党内领导所提倡的经济理性主义形式同世界最富有国家和跨国公司等提出并拥护的全球化语言完全一致，因此，它使中国自身在"最大化增长"和"竞争优势"等名义的辩护下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步撤退提供了现成的合法化理由。然而，全球化语言还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历史长期积累的社会所得随着中国政府撤出社会经济而遭到破坏，尤其是原先由工作单位终身聘用并解决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普遍制度规定。不过，中国大陆的威权法规成功地将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讨论直接控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手中。何清涟指出，在这些掌权者中，许多人热切希望加快市场改革步伐，不惜以中国政府为名，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可以把近期在中国批评质询中所引用和争论的称谓措辞视为一个压制公共评论的策略性理论模式（strategically theoretical mode）。该模式源自威权法规对批评质询实际的、经常是不可预测的限制。

　　当1998年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被划分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对立的两派时，如何概括在"自由"（"自由主义"特别拥护的消极自由）和"民主"（"新左派"提倡的人民的民主权利）之间的这种分化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困惑。诸如"积极"和"消极"自由以及"市民社会"（社会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政治活动领域）等其他对立的两面也被用来详细描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各自立场的分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毛主义、晚清及五四运动批评用语等不同话语的修辞、习语、措辞与风格中吸收早期现代和最新欧美理论概念的精华，这已形成一种趋势，并且从中可以窥见这种策略性理论模式的美学性质。以文化历史叙述以及哲学、理论论文的形式委婉地重构政治问题的文学技艺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话语技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几个十年中就已更上一层楼，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汪晖指出，"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缺乏温和友善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