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点上，王实味是比艾青进了一步。

　　根据辩证法原理，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行动家与批评家，便是诸多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有作家、诗人便有文学批评家，有政治家当然会有政治批评家。而其中最复杂最莫测的关系，应是政治家与政治批评家的相互关系。行动家就其本性来说是讨嫌批评家的——谁愿意自己的疮疥被别人当众指出呢？但一般的行动家虽然讨嫌批评家，却也对之莫可奈何，甚至有时还不能不故作姿态地欢迎批评家的批评，原因很简单，作家、诗人手中有一支笔，文学批评家手中也有一支笔；画家手中有一支笔，美术批评家手中也有一支笔……，他们并没有超出于对方的特权，并不能借助于外在力量来压倒对方，而只能在纯学理层次上与对方平等对话。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所有的是权力；而在并不存在分权制衡的社会中，权力是无远弗届的；这就使政治批评家的生杀予夺，往往取决于政治家的喜怒哀乐！这种情况下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因而是所有批评中最艰难、最冒险的批评！

　　“暴露派”所进行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批评。他们自命为“社会良心”，自命为革命的清道夫。殊不知，他们的自命并不为政治家所认可。在政治家眼里，他们的批判精神，他们的独立人格，只能是离经叛道、桀骜不驯的同义语。而这就注定了“暴露派”所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暴露派”固曾风云一时，但那不过是要借他们的呐喊壮大整风运动的声威，以击败当时党内主要的反对派领袖王明。一旦王明土崩瓦解，“暴露派”在政治上的实用价值不复存在，他们对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们对自由写作的强烈呼吁，就再也无法容忍了，“暴露派”也就不能不填补王明留下的空白，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说中，专就“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发了一席宏论。他仍然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文化不发达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宝贵；仍然承认“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紧接着就是一个“但”书。“但”书后有如下一段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堪称刻骨铭心的警句：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这里“所谓知识分子”，固然包括留苏归来的王明等“马列主义理论权威”，但同时也包括主要来自国统区的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新知识分子的清洗由此发轫。三个月后问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矛头更直接的和全部的指向“暴露派”及其所代表的新知识分子。毛泽东花费很大篇幅驳斥“暴露派”的主张，如“人性论”、“人类之爱”等等。对“暴露派”的核心观点，毛泽东尤为深恶痛绝，以异常严厉的口气逐次点评：“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毛泽东的答复是：“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毛泽东的答复是：“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对此毛泽东倒是没有一概否定，但毛泽东强大指出，鲁迅笔法之不能废除，是因为中国的反动派还存在，需要用匕首和投枪与中国的反动派作战。“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换句话说，鲁迅笔法并非没有时空限制，鲁迅笔法只能用于对敌。如果反动派不存在，比如在根据地，比如在全国胜利之后，鲁迅笔伐是否还适用，这就不言而喻。这实际上是说，鲁迅之所以成其为鲁迅，是因为鲁迅在国统区，是因为鲁迅面对的是国民党当局。在根据地，在全国胜利之后，谁也不要想再当鲁迅。毛泽东最严厉的点评是如下一段：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至此，毛泽东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谁要固守其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立场，沿用鲁迅笔法，揭破和清洗自己阵营中的“一切肮脏和黑暗”，谁就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也就不可能为革命队伍所容。现实只容许接受，不容许批判，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遵循的铁的定律。

　　否定批判精神，必然同时否定独立人格。毛泽东一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知识分子“不大能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他提醒那些新知识分子同志——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任务，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哪山唱哪山的歌。知识分子必须随着时空的转换而脱胎换骨。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固守精神世界的独立性，坚决抵抗世俗权力向精神世界的扩张；并且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傲，以世俗权力的看守者即道义制约的主体力量自命，对世俗权力即国民党当局的专横、腐败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所以共产党是大力推崇、大力支持的，所以才尊此前的鲁迅，此后的李公仆、闻一多为民族英雄。但处在新的时空，即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党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掌握了世间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领导党因此不仅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还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不仅是世俗生活的天然主宰，还是精神世界的天然主宰。换言之，在革命根据地，物与灵并没有判然分野，物与灵都在领导党的管辖范畴之内。这才是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真正区别”、上海亭子间与延安的“真正区别”。这个“真正区别”注定新知识分子必须实现由独立人格向他律人格的转换——既然领导党全智全能、至善至美，个人的自主判断、自主选择也就丧失了合法性，新知识分子也就必须彻底牺牲其证伪本能，批判本能，彻底舍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领导党。政治与文艺，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关系，因此只能是主属关系而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双驾马车的关系。毛泽东坚定地宣称：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