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人类生活的两岸，即此岸和彼岸，也是诸多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种，彼岸必须与此岸分离，并高于此岸，才能够具有对于此岸的强大的制约力量和导向力量。通常说中国人有强烈的入世精神，这句话其实意味着，中国人的彼岸意识本来就很薄弱，彼岸与此岸的动态平衡因此在中国从来都不曾实现。没有彼岸的强大制约和导向，此岸的良性运行也就成为不可能，中国社会因此总是走不出治乱相循的泥沼。中国的世俗性宗教极不发达，如果说中国人还有一点微弱的彼岸意识的话，那么这点微弱的彼岸意识则主要寄寓于文学艺术中。所以和世俗性宗教的极不发达相映照，中国的文学艺术一直蓬蓬勃勃，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一样以擅长文学艺术而著称于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艺术对于此岸的超然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呼吁的正是这样一种超然性。

　对这种超然性的最大威胁，来自现实政治。政治本来只是政治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它所追逐的实质上永远只是权力，而无论它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理由。它永远只是此岸之物。但是，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能冲动，假若不是遇到另一种同样强大的力量的阻遏，那么它的扩张就会无休无止，就会远远超乎此岸而侵入彼岸，政治就既是此岸又以彼岸自居，实则是此岸吞没了彼岸。彼岸一旦被吞没，对此岸的道义制约就从根本上消除了，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不复有生存空间。同时，作为一种虚拟的彼岸，政治暂时取得了神性，从此它不仅可凭借其强力迫使臣民顺从，而且可凭借其神性令臣民顶礼膜拜。反抗不仅是不法，而且是不义。权力对人的全面征服因而也就是不可阻挡的。不能说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对这一前景已洞若观火，但出于知识分子的敏感，他们确实对政治权力向彼岸的咄咄进逼之势有所察觉并且深怀忧惧。他们并不是不明白毛泽东所说的上海亭子间与延安的“真正区别”，只不过是不能接受那样一种“真正区别”。他们坚持物与灵的二元化，坚持将灵凌驾于物，实则是以彼岸的卫护者自命，抵御政治权力向彼岸进逼，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权力发生剧烈冲突。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最重要的起因即在于此。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对此次集体抗议运动的直接回应。讲话不单是否定了知识分子所特具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而且完全排除了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彼岸在现代社会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一切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抑或互相独立的艺术据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只是革命机器中的一个构件——齿轮和螺丝钉。这再也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此岸吞没彼岸的勃勃雄心。毛泽东并且警告：“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是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物与灵的二元化已被确认为托洛茨基余毒，谁若继续坚持彼岸的独立存在，继续反抗此岸向彼岸的进逼，其政治前程之惨淡自不难想见。

　　文学艺术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文学艺术只有政治功利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毛泽东建构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模式。用这样的文艺批评模式主导文艺，才能保证政治决定文艺，政治家决定文艺家。换句话说，这样的文艺批评模式是以此岸涵盖彼岸，以此岸同化彼岸，从而最终消溶彼岸的不二法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当然难以接受，艾青就曾援引反功利主义的唯美论者戈谛耶的名言，批评革命根据地文学艺术完全功利化、此岸化的趋向，强调文学艺术的彼岸意义。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回答说：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彼岸被涵盖、被同化、被消溶，政治便取代了真实的彼岸，而构成虚拟的彼岸。即便是纯粹此岸性质的功利主义，一旦归属于“无产阶级的”，便也具有了似乎无可争辩的神性。一方面政治的彼岸意义不过是纯粹虚拟的；另一方面政治又竭力以真实的彼岸自居，绝对不肯舍弃它已经取得的灵的光环。这个巨大的矛盾，是政治缺乏自信力的终极因素。正因为缺乏自信力，政治的彼岸意义的虚拟性便成了不可言说的秘密。“暴露派”正是在这点上犯了大忌。他们对革命阵营的“肮脏和黑暗”的揭破和清洗，他们对政治家本能的理性解剖，至少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政治的彼岸意义的否定，有着把政治由彼岸拉回此岸的潜在危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针锋相对地指出——

　　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灌输”的消解剂，之所以是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消解剂，归根究底，无非两个原因，一是知识分子对此岸吞噬彼岸的抵制，一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彼岸意义的虚拟性的无意识破译。进而言之，在世俗性宗教不发达的中国，知识分子天然地构成真实彼岸的主体力量，因而天然地具有反抗此岸扩张、排拒虚拟彼岸的禀性。这样，此岸向彼岸扩张的欲望愈强烈，政治的彼岸意义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强烈，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愈恐惧，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意也就愈深刻。知识分子必然要被当作政治上的异己力量。简而言之，灵与物的冲突，彼岸与此岸的冲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冲突的本质。以“暴露派”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运动，则是这一系列冲突的开端，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