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后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究竟是减弱了或仅仅是改变了方式？ 

　　这些疑问为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从事相关的研究、寻找相应的答案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结果之一，就是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与经济变迁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以美国两份社会学主流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为例，在1978－1987年的10年间，其所刊登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但1988－1992年则刊登了5篇这类文章，而到了1993－1997年间，有关中国的论文则增加到15篇。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趋势。这些变化不仅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狭窄领域，引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既同主流学术圈进行交流，也同时充实着主流理论。像裴宜理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4] 

　　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西方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动力，也驱动了在中国本土生活、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有过这种生活经历后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中国学者加入中国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1）尽管在1978年前，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西方从事中国研究（如杨庆和林南），但现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在1978年后进入这一领域的，他们出国留学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当代中国研究在中国的成长主要也是在1978年后开始的，原因为在此之前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等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基本上都已夭折，即使经济学也只能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获得十分有限的发展；但是，197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复兴，推动了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激发了对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6]，这种兴趣反过来促成了中国学者同美国学者的合作；（3）就中国大陆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限于那些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析，而且限于那些在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存在同导源于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对话和交流的可能；（4）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中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动力不仅来自于认识中国的目的，也来自于改造中国的宏大抱负。因为他们从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艰难历程中，早已理解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哲理。 

　　三、当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发展阶段 

　　具有50年历史的当代中国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划分不是单纯人为的，而是确实具有内在的依据。这种依据来自几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研究的对象——中国本身在50年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尤其是以1949年和1978年为标志的两个历史时刻，前者将一个高度整合的新中国与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划分开来；后者则因为有声有色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推向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并且真正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和变化，不会不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的兴趣和观点产生影响。其二，自1949至今的50年间社会科学主流观点的变化，这些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的基本思路、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比如，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7]其三，中国本身的开放程度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机会和手段，也影响到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可能性。我们能够看到，在这50年间，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来源就经历了从单纯依赖公开的官方资料（50－60年代），到在香港的大陆移民中进行访问（70年代），再到去中国进行田野研究（80－90年代），最后到同中国学者进行有益的合作（90年代后）这样几个阶段。 

　　在当代中国研究的分期上，1999年赵文词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讨论会上，作了"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根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将自1950年代后期始到现在为止的40多年中的研究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代或5个阶段，这就是：（1）第一代（50年代－60年代），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其代表人物为Franz Schurmann 和傅高义，他们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很大影响，认为新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体系本身是相互依存和协调的，因此旧社会中的那些传统因素失去了立足之地；（2）第二代（70年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其代表人物是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 ）和白威廉（WilliamParish），此时流行的观点是，尽管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国采取的是现代组织形式，但它驾驭的是一个传统的或者说顽固的前现代社会，所以在许多领域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对传统社会的改造还难以肯定；（3）第三代（80年代），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其代表人物是赵文词和魏昂德（Walder，A.），他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4）第四代（80年代末开始），公民社会改造国家，这种观点的流行在学术界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的结构性变迁》一书英译本出版的影响，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则受到1989年后东欧社会变迁的影响；（5）最后，第五代（90年代后期），此时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日益兴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性。[7]（pp.35-56） 

　　2000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戴慧思（Davis ，D.）教授，将上述50年的时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杜克大学的林南；第二阶段自为7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有芝加哥大学的白威廉、哈佛大学的默怀霆和普林斯顿的Gilbert Rozman；第三阶段为80年代，此时当代中国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景象，代表人物包括赵文词、倪志伟（Victor Nee）、魏昂德、戴慧思和G.E.Henderson ；第四阶段为90年代以后，此时出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中国留学生进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包括周雪光、边燕杰、彭玉生、陈向明、周敏、谢文以及来自香港的李静君。[8]所以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主要与这些人的年龄、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们基本上都是文革时期在农村插队后出国留学的一代，因此对中国基层社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根据以上文献和看法，我们认为可以综合考虑5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的理论导向、研究方法、合作状况和参与者的背景，将这一领域的发展分为四个前后相继的时期： 

　　第一，奠基时期（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人，其一是历史学家费正清，其二是社会学家傅高义。这两位学者的贡献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研究，而且在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整体研究。具体说来，费正清是实现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转向的大师，而傅高义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当代中国研究学界。 

　　除了费正清和傅高义以外，最早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还有两位学者，其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Franz Schurmann ，其代表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其二是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傅高义一样，他们在50－6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施坚雅的资料来源于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