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在中国四川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外，其他人都因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主要依靠官方的报纸及在香港收听的大陆广播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手段。另外，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因此傅高义和Schurmann 等人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极大影响。 

　　第二，确立时期（70年代）。进入70年代以后，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采取了新的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与第一个时期有所不同。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此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已经日薄西山，用赵文词的话说，这使得"大多数最聪明、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称他们唾弃帕森斯的思想"，[7]（p.44）即不再将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这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研究视角；而在研究方法和资料的收集手段上，由于1970年代后大批的中国大陆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其中有许多人或是农民，或是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工厂工人，再或当过红卫兵，他们带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中国革命的内情，这为西方学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这样，在70年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通过在香港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获得出版。[9]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魏昂德的著作，它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对8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长达532小时的访谈基础上写成的。[10] 

　　第三，发展时期（80年代）。19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受到此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的相对宽松、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使得社会的力量壮大起来，并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在这种变化之下，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变化发生了：他们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和资料的收集。1979年后，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和孔飞力（PhilipKuhn）、社会学家戴慧思等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广东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请傅高义前往广东，用8个月的时间访问和考察了广东的14个地级市、三个经济特区、70个县和大量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有关广东发展的第二部著作《广东先行一步》。同早期的那本《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69）相比，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新著作体现出此时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即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指向"过渡中的社会"的成长过程。[11]（pp.395-425）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傅高义不仅分析了广东经济成功的原因，而且预测"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1]（p.viii）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比先前更为丰富，而且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上，内容涉及农村改革、市场转型、社会分层以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等。[12] 

　　第四，繁荣时期（90年代以后）。从1980年代末开始，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造成当代中国研究晚近发展的动力，一来自社会力量内部的变化，如前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观点的影响，一来自80年代末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同时更来自于1992年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其实，在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一大批中国年轻学者的同时，在中国大陆业出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热潮。中国的年轻学者或与西方学者合作，或按照当代社会科学最流行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就像赵文词所说："我们目前比以往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一起从事研究，而不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7]（p54）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之时，美国学者Michel Oksenberg的一封贺信点破了中国学者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风起云涌，遍及世界各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加拿大，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没有这种研究机构。现在，你们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样，对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都将大有助益。因为，世界性的当代中国研究，不可能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进来，而能取得理想成果。"[13] 

　　随着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显学，19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为增加，并且如前所述，许多论文开始出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刊物上，这预示当代中国研究不再是一个非主流的边缘领域。[14]与此同时，在西方留学继而任教的中国学者也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包括边燕杰的《中国都市的工作和不平等》（1994）、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1996）；而周雪光的中国组织制度研究、陈向明的城市化研究、景军的农村民俗文化研究、李连江的村民自治与政治参与研究，以及李静君的劳工和新中产阶级研究也都获得了中国研究学界的公认。[5] 

　　四、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 

　　从1950年代起至今，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有了50年的历史。我们已经论述了这一领域的缔造人物、它的发展动力和主要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大致描述一下这一领域的基本现状。 

　　1、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领域。 

　　当代中国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学科，它是一个横跨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领域。这样一种学科性质决定了它所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包括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中的问题，也决定了它的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以美国西部当代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例，它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近20名成员分别来自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比如，我们一再提及的赵文词，来自这个学校的社会学系，他早年研究中国农村，和陈佩华、J.Unger一起通过对香港移民的访谈，写成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陈村：毛泽东的中国一个农村公社的近代历史》一书，以及博士论文《一个中国乡村的道德与权力》。1990年代以后，他又转向中国当代的宗教研究。毕克伟来自这个学校的历史系，他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历史、中国农村、中国电影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他和Friedman等人撰写的《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1991）也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在方法上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它欲图通过描绘河北饶阳一个乡村（五公）的近代历史（主要是1949年前后的20多年）的变迁，来奠定对中国农村研究的基础。而谢淑丽则来自政治学系，这个前克林顿政府太平洋东亚事务署的官员（1997－2000），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海峡两岸关系。此外，人类学家焦大卫教授从事大陆和台湾民俗问题的研究，音乐系的南希？戈教授则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音乐颇有见地。其实，不仅是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中国研究都具有这种明显的科际整合特征。前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先后由历史学家费正清、社会学家傅高义、人类学家Watson和政治学家裴宜理担任主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是这种科际整合特征的最好体现。 

　　2、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尽管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为主，但这一领域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场域。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在美国以外，英国的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