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下)(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程代熙等人并不认为“当前现实的要求”是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反，他们认为当时的要求仍是那种所谓的“阶级斗争”。尽管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竭力阻挠新诗潮的发展，但历史最终还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的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碍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21】新诗潮诗歌理论在新诗潮诗歌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新诗潮诗歌理论走向完善的标志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个崛起”的诞生。新诗潮诗歌理论成熟以后，新诗潮诗歌理论家便和诗人一道，把新诗潮诗歌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朦胧诗”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对十年动乱直接进行批判的作品少了，因为这时的新诗潮诗人已经进入了新的思考，思考在噩梦过去之后，他们该怎样选择新的方式生存，该怎样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因为在思想“解冻”之后，诗人原来与之抗争的对象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颠覆，诗人已经从先前的“战斗的英雄”变成了“退役了的英雄”，但“退役了的英雄”这时并不是在缅怀过去的荣光，而是在反省着过去的同时，更在思考着未来的方向。只有较早的一些诗歌还在传达着与先前相似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它们也已由过去的批判精神转化成了承担未来的重托的精神。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写道，“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22】，她在《这也是一切》中还写道，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23】这些诗句中都传达了诗人积极承担未来的重托的英雄主义精神。当时之所以仍会产生这样的诗句，是因为诗人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之中，诗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战斗者的姿态，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面临着“英雄退役”的历史命运。一旦当诗人进入了反思，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之后，这样的诗歌也很快就消失了。促使新诗潮诗人进入反思的，仍然是十年浩劫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伤痕，他们的青春在“文革”噩梦中被荒废了，当他们从噩梦中醒来，猛然发现自己已人过中年，青春的消逝，使他们已不能正常地从头开始在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就像还没有学会飞翔就被剪去翅膀的鸟。那么以后的方向在哪里呢？面对这些问题， 新诗潮诗人曾经迷惘过、孤独过、悲哀过、有过愁、有过泪，只是还没有方向。这时诗人北岛的感受是，仿佛自己被抛弃在了一片《陌生的海滩》上：“灯塔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24】或者感觉自己就像大海中的一座无依的《岛》：“没有标志／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浪花祝祷的峭崖／留下岁月那沉闷的痕迹／和一点点威严的纪念”【25】。顾城的感受是自己仿佛在一条漫长的 《小巷》中，无法找到出去的门：“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26】。梁晓斌的感受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27】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当时由于找不到方向而表现出来的苦闷、迷惘的心情。但我们的新诗潮诗人却并未因此而沉沦，既然他们的主体性已经觉醒，也就不会在新的挫折面前低头，既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世上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也就不会再等待救世主的拯救，既然他们明白了路还得靠自己去探求，他们也就不会失去希望：“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28】，“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29】（北岛），虽然是在“陌生的海滩”，海鸥不会自己落在你的手上，但你却并没有失去抓住它的可能，虽然是一座大海中无依的“岛”，但它却在倾听着希望的琴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30】（顾城《一代人》），尽管夜再黑、现实再严酷，但它却不能阻止一代人对光明的追寻；“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31】（梁晓斌），尽管诗人的“钥匙”丢了，但诗人仍在寻找。再如徐敬亚的短诗《既然》，也表现了这一重要的主题：“既然／前，不见岸／后，也远离了岸／既然／脚踏着波澜／又注定终生恋着波澜／既然／能托起安眠的礁石／已沉入海底／既然／与彼岸尚远／隔一海苍天／那么，便把一生交给海吧／交给前方没有标出的航线！”【32】这些诗句充分展示了新诗潮诗人觉醒了的主体性力量，虽然新诗潮诗人一时尚未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不灭的探求方向、探求自身价值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本身也证明了新诗潮诗人的这一探求过程的价值，亦即人本主义文学的主体性价值，所以，他们的这一反思过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新诗潮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人还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晓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33】所谓“向人的内心进军”，就是要唤起人们的理解、关怀和爱，以达到心与心的沟通，正如舒婷这时所喊出的“人啊，理解我吧”的声音，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34】梁晓斌和舒婷的这些话，都深刻地反映了人本主义理想已成为“朦胧诗”在这一时期的自觉追求。而舒婷的这种追求，在她的《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双桅船》等大量的诗篇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神女峰》中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35】；《会唱歌的鸢尾花》中的诗句“我情感的三角梅啊／你宁可生生灭灭／回到你风风雨雨的山坡／不要在花瓶上摇曳”，“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36】。而这时北岛在《结局或开始》一诗中，也发出了与舒婷一致的呼声：“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37】这些诗句表达了人性中美好情感，在新诗潮诗歌及整个当代人本主义文学的发展中，这些诗篇都不失为一枝动人的花朵。刘登翰先生在评价舒婷的诗时强调指出她与前辈诗人（李季、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区别在于：“在（舒婷）这里诗歌和生活联系的中介是人，人是诗歌表现的核心。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前辈诗人）主要表现的是人创造的历史，后者（舒婷）是创造历史的人，前者是人们所处的时代，后者是处于时代中心的人，前者是外在的社会，后者是社会的内在：前者是‘颂’后者是‘思’。”【38】而孙绍振先生则指出：“她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但是她的风格却来自我们的过去。”“她把几十年前新诗的优良传统一下子带到我们面前……她遵循着特殊的抒情个性对自我，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着诚实的探索。”【39】刘登翰和孙绍振先生的这两段话，分别
在“朦胧诗”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对十年动乱直接进行批判的作品少了，因为这时的新诗潮诗人已经进入了新的思考，思考在噩梦过去之后，他们该怎样选择新的方式生存，该怎样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的“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因为在思想“解冻”之后，诗人原来与之抗争的对象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颠覆，诗人已经从先前的“战斗的英雄”变成了“退役了的英雄”，但“退役了的英雄”这时并不是在缅怀过去的荣光，而是在反省着过去的同时，更在思考着未来的方向。只有较早的一些诗歌还在传达着与先前相似的英雄主义精神，但它们也已由过去的批判精神转化成了承担未来的重托的精神。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中写道，“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22】，她在《这也是一切》中还写道，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23】这些诗句中都传达了诗人积极承担未来的重托的英雄主义精神。当时之所以仍会产生这样的诗句，是因为诗人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之中，诗人仍保持着原来的战斗者的姿态，尚未意识到自己已经面临着“英雄退役”的历史命运。一旦当诗人进入了反思，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命运之后，这样的诗歌也很快就消失了。促使新诗潮诗人进入反思的，仍然是十年浩劫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伤痕，他们的青春在“文革”噩梦中被荒废了，当他们从噩梦中醒来，猛然发现自己已人过中年，青春的消逝，使他们已不能正常地从头开始在生活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就像还没有学会飞翔就被剪去翅膀的鸟。那么以后的方向在哪里呢？面对这些问题， 新诗潮诗人曾经迷惘过、孤独过、悲哀过、有过愁、有过泪，只是还没有方向。这时诗人北岛的感受是，仿佛自己被抛弃在了一片《陌生的海滩》上：“灯塔的废墟／缅怀着逝去的光芒。／你靠着残存的阶梯，／在生锈的栏杆上，／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24】或者感觉自己就像大海中的一座无依的《岛》：“没有标志／没有清晰的界限／只有浪花祝祷的峭崖／留下岁月那沉闷的痕迹／和一点点威严的纪念”【25】。顾城的感受是自己仿佛在一条漫长的 《小巷》中，无法找到出去的门：“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26】。梁晓斌的感受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27】这些诗句都表达了诗人当时由于找不到方向而表现出来的苦闷、迷惘的心情。但我们的新诗潮诗人却并未因此而沉沦，既然他们的主体性已经觉醒，也就不会在新的挫折面前低头，既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世上并没有什么救世主，也就不会再等待救世主的拯救，既然他们明白了路还得靠自己去探求，他们也就不会失去希望：“孩子们追逐着一弯新月。／一只海鸥迎面扑来，／却没有落在你伸出的手上”【28】，“听吧，琴／在召唤失去的声音”【29】（北岛），虽然是在“陌生的海滩”，海鸥不会自己落在你的手上，但你却并没有失去抓住它的可能，虽然是一座大海中无依的“岛”，但它却在倾听着希望的琴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30】（顾城《一代人》），尽管夜再黑、现实再严酷，但它却不能阻止一代人对光明的追寻；“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31】（梁晓斌），尽管诗人的“钥匙”丢了，但诗人仍在寻找。再如徐敬亚的短诗《既然》，也表现了这一重要的主题：“既然／前，不见岸／后，也远离了岸／既然／脚踏着波澜／又注定终生恋着波澜／既然／能托起安眠的礁石／已沉入海底／既然／与彼岸尚远／隔一海苍天／那么，便把一生交给海吧／交给前方没有标出的航线！”【32】这些诗句充分展示了新诗潮诗人觉醒了的主体性力量，虽然新诗潮诗人一时尚未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不灭的探求方向、探求自身价值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本身也证明了新诗潮诗人的这一探求过程的价值，亦即人本主义文学的主体性价值，所以，他们的这一反思过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新诗潮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一时期的新诗潮诗人还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改善人性的思想，并进一步突出了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怀和爱的呼唤。梁晓斌说：“我认为诗人的宗旨在于改善人性，他必须勇于向人的内心进军。”【33】所谓“向人的内心进军”，就是要唤起人们的理解、关怀和爱，以达到心与心的沟通，正如舒婷这时所喊出的“人啊，理解我吧”的声音，舒婷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34】梁晓斌和舒婷的这些话，都深刻地反映了人本主义理想已成为“朦胧诗”在这一时期的自觉追求。而舒婷的这种追求，在她的《神女峰》、《会唱歌的鸢尾花》、《双桅船》等大量的诗篇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例如《神女峰》中的名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35】；《会唱歌的鸢尾花》中的诗句“我情感的三角梅啊／你宁可生生灭灭／回到你风风雨雨的山坡／不要在花瓶上摇曳”，“和鸽子一起来找我吧／在早晨来找我／你会从人们的爱情里／找到我／找到你的／会唱歌的鸢尾花”【36】。而这时北岛在《结局或开始》一诗中，也发出了与舒婷一致的呼声：“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37】这些诗句表达了人性中美好情感，在新诗潮诗歌及整个当代人本主义文学的发展中，这些诗篇都不失为一枝动人的花朵。刘登翰先生在评价舒婷的诗时强调指出她与前辈诗人（李季、闻捷、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区别在于：“在（舒婷）这里诗歌和生活联系的中介是人，人是诗歌表现的核心。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前辈诗人）主要表现的是人创造的历史，后者（舒婷）是创造历史的人，前者是人们所处的时代，后者是处于时代中心的人，前者是外在的社会，后者是社会的内在：前者是‘颂’后者是‘思’。”【38】而孙绍振先生则指出：“她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但是她的风格却来自我们的过去。”“她把几十年前新诗的优良传统一下子带到我们面前……她遵循着特殊的抒情个性对自我，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现象和本质进行着诚实的探索。”【39】刘登翰和孙绍振先生的这两段话，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