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走过了五十多 年的风雨历程。比之于绵延三千年悠久文学历史的中国文学来说，当代文学经历的五十 多个春秋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文学学科，它所具有的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特质以及内含丰富深刻的历史经验，却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无可比 拟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也早已作为 一门重要基础或主干课程列入高等教育之中。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当代文学学科附庸于政治的、时评式的研究居多。由于刚跨入 新中国的门槛，时间短，缺乏丰富的文学实践和积累，当代文学一时没有也不可能修史 ；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依附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的现代文学范畴内。以后，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实践积累的日趋丰富，才陆续产生了几部文学史著作。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的推动之下，倏忽之间，文学史的编写蔚然成风，在短短的 十几年间先后出版了数十部当代文学史。一向比较孱弱的当代文学学科迅速浮出水面， 并摆脱附庸的地位，以知识的形式进入现代大学的教育体系，成为国家叙事的一部分。 教育部还将它与现代文学合在一起，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定为大学中文系的 二级学科。有条件的学校还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凡此种种，不仅明 显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弱势地位，使其一跃而成为近二十年来别具影响和辐 射力的一门显学，同时，当代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当代文 学毕竟是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历史、现实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使其整体的走向和 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及不稳定性。今天，当历史已进入了新的21世纪，当我们有可能 平静理智地审视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时候，更为重要的也许不是陶醉于以往所取得的成 就，而是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归纳和清理，总结有关发展规律 及经验教训，以推动它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包括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 一种称谓。就其性质来说，属于我国的断代文学史之一，还寓有类似“本朝”、“国朝 ”的国粹的时间含义在内，因而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并不可避 免地受到当代主流政治权力话语的规约和影响。按一般惯例，人们往往将1917年新文学 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30年左右的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将1949年新中国成 立以降至今尚在延续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过，随着21世纪的 到来，这样的划分与命名开始受到质疑。有人主张更换现当代文学学科名称，将现代文 学称为“20世纪上半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称为“20世纪后半期文学”，认为不能无限 延伸地永远“当代”下去，没有一个底线。这一问题看来是绕不过去的，如何解决只是 时间问题。但在目前尚无更好的命名出现之前，我们姑且沿用通行的当代文学的概念。
　　据有关文学史家研究，最早使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文学研 究机构和大学编写的文学史著作。这一概念的提出，不单纯是时间的划分，同时有着有 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性质的指认和内涵的预设。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往的著作中，无不 将当代文学定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以强化和凸显文学发展的目的性的表达[1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界的领导人周扬等干脆称它为“社会主义文学”[2]。可 见，这种意识形态性的命名实际上隐含了当代文学是一个更高的文学阶段的判断，它是 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属性而不是对文学所在的时间尤其是文学自身的判断。当然，这是就 总体而言，并非所有的文学史家都认同这一判断，有的论者使用“当代文学”的概念， 主要强调的还是其中的时间指向。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史著更是如此。而且 从学理上讲，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虽可质疑，但剔除其厚积的意识形态因素，并非没有其 合理性。至少就语义学和词源学角度来看，“近代”一词来自日语，为英语modem的意 译，与“现代”一词所指完全相同；而“当代”一词除了与英语contemporary同义，还 寓有本朝之类的时间含义。所以，用“当代”来概括1949年以来的文学仍有其部分的理 由。这种意识形态性和知识性的复杂掺和，正是当今学界歧义有之，但却难以就当代文 学学科的概念内涵达成共识的重要原因。
　　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是“当代”的精神创造活动，但从纵向角度考察，它无疑属于中国 文学的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学及文化具有内在的血脉联系，在诸如文学与政治、文学与 社会、文学与民众，以及文学的本质、功能、作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等 方面均受到来自传统的深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在当代的特 殊延伸与富有意味的转换。至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那就更直接、更紧密了。 这不仅表现在有许多现代作家，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孙犁、艾青、 柳青等，通过“跨代”创作活动，把现代文学的艺术传统直接带入当代文学；同时，还 体现为现代文学确立的现代性的原则和目标，在当代文学中继续得到继承和阐扬。特别 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和形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20世纪40年代延安革命根据地的 工农兵文学以及有关的文艺主张与创作实践，更是被当代文学作为根本的“源泉”继承 下来，并以绝对权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扩大。这样的结果，必然决定了当代文学与现 代文学之间的难以切割的特殊关系。它们彼此的经纬交织，构成了一部整体的、连续的 文学家族谱系，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
　　说到当代文学学科的整体性或曰整体性的当代文学学科，不能不提及我国台湾、香港 、澳门地区的文学。这就涉及到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空间格局问题。由于制度和 意识形态的不同，加上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与大陆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相对间隔，台、港 、澳地区的文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走过了一条与祖国大陆文学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表现出盛衰进退的不平衡状态。它们有自身的运动方式、存在形态和历史经验。但从 总体来看，毕竟是中华大文学、大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大陆母体文学文化之间形成一种 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按照某些文学史家的观点，中国20世纪文学在空间分布上可分三 大区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以及沦陷 区的殖民地文学。1949年以后，文学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只是地域的面积变化了，共 产党控制的地域扩大到整个大陆，国民党控制的地域缩小到台湾列岛，而回归前的香港 、澳门地区的文学仍然伴有某种殖民地文化的特征[3]。我们讲当代文学，是可以而且 应该将上述三大区域的文学作为一个有机体，纳入宏观统一的视野之中进行整合研究的 。历史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已对当代文学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它告诉我们必须面对 “两岸三地”(即海峡两岸，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文学事实，在学科的内 涵和研究范畴上要随时应势地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而不宜以大陆的当代文学等同于“中 国当代文学”的完整概念。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复杂的社会和人文环境的交错遇合 中曲折进行的，呈现出不同区域的多元的形态和轨迹。我们同样坚持一个文学文化中国 的立场。在对文学因社会外力的分割而带来分流发展所作历史考察的同时，必须充分正 视这种分流始终没有逸出“源于同一文化母体”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一分为多，又合多 为一的辩证过程，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遗憾的是由于泛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