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学术自由的政治压力和其他压力的伤害」，因此，应实现大学的自主，特别是在学术管理体制方面确立必要程度的自治。这种自治主要应体现在大学内教授可以通过有实质职权的教授会等形式实现对学术工作管理的参与和决策29。这就意味着中国大学改革的根本方向应该是逐渐削弱乃至消除官本位的行政化管理体制，走向大学自治和教授民主管理学术工作的体制30。

　　当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中国各种改革中，最难的就是牵涉到各级领导官员既得利益的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如此，行政改革如此31，大学管理体制如往正确方向改革也将如此。但是，若不改革大学官本位的管理体制，不给大学教授创造一个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中国的学术水准和教育品质就可能会长期落后，最终无力承担促进社会发展以及教书育人的重任。 

　　注释 
　　1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谢亮生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28页。 
　　2 《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36页。  
　　3 这种传统的「政绩」观会带来祸国殃民的后果。例如，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各级政府热衷于向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汇报当地「高产卫星」的「政绩」，结果导致了高征购乃至人为的大饥荒。参见笔者所写的：〈表达自由与社会发展：对一个实例的分析〉，载《法治视野下的人权问题》（北京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94页。  
　　4 据2002年的官方统计，中国的博士生人数就已达十二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由于中国每年都在增加博士生招收人数，预计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五万人，有望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博士生数量第一，参见《中国教育报》2002年10月11日。仅北京大学法学院前几年就有过一年授予百人法学博士学位的高产记录，这让那些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也远远望尘莫及。据我所知，至少英、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法学院一年若能授予上十个人学术型博士学位就属于很少见的了。 　 
　　5 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一个文人或学者在文坛或学术界的地位（或知名度）往往不是取决于真实的学术水准，而是取决于官方的认可及市场化的炒作。一个人只要不受到官方的指责，越受到学术界的批判，反而越能出名走红。因此，媚上、媚外、媚俗以及寡廉鲜耻已成为一些文人学者品格的标记。  
　　6 何兆武：〈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载《读书》杂志2001年第8期，第88页。 
　　7 我曾经参与过对申报上来的法学优秀博士论文的专家评阅工作。坦率地说，真正有原创性的论文极少，其中个别论文仅达到硕士论文水准。  
　　8 龚刃韧：〈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观察──从日本、美国联想到中国〉，载《北大法律评论》（2001）第4卷第1辑，第136-142页。 
　　9 黄安年：〈是奖励学术刊名还是奖励论文品质──评本末倒置的文科成果津贴奖励〉，引自学术批评网()。 　 
　　10 王彬彬：〈还要荒谬多久〉，载《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  
　　11 由于中国近代的落伍，社会科学多为舶来品，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在许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外文文献资料，这样就需要多掌握一些外语知识。即使中国法制史这一看似中国本土的学科，由于国外特别是日本法学者的水准明显高于中国学术界，因此连欧美研究中国历史或法制史的学者一般都要学习日文。 
　　12 如已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研究所所长郭以廷在他写的《近代中国史纲》前面的小记中，就明确指出该书不是学术著作，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 1952年美国二战时期的著名将领艾森豪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该校教授举行的欢迎会上，艾森豪谦恭地对有机会会见在场的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的荣幸。这时，一位物理学教授拉比（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站起来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参见程星：《细读美国大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14 这两年我指导过的学生中有在瑞典隆德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那些大学研究生的课程至少比中国法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少一半以上。  
　　15 例如，那种年年根据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文章数量评岗定级的计件工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大学内各级行政领导管制教授的权力，结果使得中国本来就已存在的官本位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 　 
　　16 郑永流：〈学术自由及其敌人：审批学术、等级学术〉，引自法律思想网：?id=1761 ; 
　　17 详见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18 陈敏之：〈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7-432页。  
　　19 现在大陆图书市场上还可以看到顾准的其他作品，如《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笔记》等，但据出版界人士透露，《顾准文集》却属于禁书。  
　　20 《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2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22 （2003）二中行初字第15号。 
　　23 （2003）高行再终字第113号。 
　　24 （2003）高行再终字第194号。 　 
　　25 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冲击下和官本位的大学管理体制下：一个学者即使违反了法律、学术道德和公定规则，只要不得罪官方并受到上级领导保护，就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如果一个学者仅仅是行使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如果得罪了官方就可能受到打击和排挤。  
　　26 若·亚·麦德维杰夫：《李森科浮沉录》，李宝恒、赵寿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3-193页。 
　　27 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原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引自《顾准文集》，第11-61页。 
　　28 HRI/GEN/1/Rev.6，第38、39、40段。  
　　29 现在有个别大学如北京大学的一些院系，表面上似乎也有了「教授会」，但形同虚设，根本没有任何决策权。  
　　30 既然在中国可以在文化教育水准最低的农村都能实施村民自治管理，那么，在文化教育水准最高的大学中为甚么就不能推行教育自治和教授会民主管理呢？ 　 
　　31 例如，目前仅仅对为政府各级领导官员服务的、每年耗资三千亿人民币的公车改革就难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