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康曉光先生商榷

　　正如一個國家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建設需要認真研究和長期規劃一樣，意識形態方面的建設也需要理性的審視、系統的設計，這是當代民族國家有必要具備的清醒意識之一。對於當代中國來說，意識形態領域一直存在著時大時小、或隱或顯、若即若離的各種問題和危機。對此，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何新就曾指出：「我認為我國現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從其內容和形式上看，都確有與新時期相脫節，不能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路線相適應的問題」1。在新的世紀到來之後康曉光又有些極端地表述為：「明明是推行資本主義的權威主義政府，卻宣稱自己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和民主主義，而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不共戴天，民主主義要消滅權威主義，中國政府就是這樣天天宣揚要消滅自己所作所為的理論。」2最近，羅成琰又談到：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使主流意識形態被衝擊、被淡化的傾向愈來愈突出。再加上一些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缺乏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當代現實、回答當代問題的勇氣和自覺性，也缺乏與當代各種思想學術體系對話、交流並論爭的熱情與魄力，不能真切地解讀民間的文化生存和生活訴求，空話、套話盛行，思想和表達顯得蒼白無力與枯燥乏味。這樣，也導致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影響力有所降低。」3從這三位立場觀點和思想資源差異甚大的論者的表述可以看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重重、形勢嚴峻，亟須深入研究和根本變革。正是基於對此的清醒意識，在新世紀我國相對寬鬆的政治和言論環境中，一些學者對於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提出了許多論述。坦率地說，有一些論述由於內容的陳舊、觀點的平俗而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但也有些論述表現出某些新穎奇特之處，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和思考。在此，我願意選擇康曉光先生近年的一些論述為例來進行一些討論，並在此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一種新的方案思路。

    一　意識形態的基本規定和前提條件

　　此處當然不必過多地闡述意識形態的概念，因為中外學界的考察已經相當詳細了4。我們基本上是在如下意義的中性色彩（不含褒貶）下使用：為一個國家政權進行合法性和正當性論證和辯護的思想學說，與此相聯繫，它當然也具備整合社會、凝聚人心、規範生活的作用。因此，它具有相當清晰的兩層功能，一層是支持政權，一層是條理社會。也正是由於這兩層功能的規定，這套思想學說必須在相當程度上為國家和社會接受。缺乏前者的接受，它最多只能是某種民間思想而不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缺乏後者的接受，它對國家的支持功能就會大打折扣，並將最終被廢棄。

　　一套思想學說如果想為國家和社會接受成為意識形態，決定於各種偶然和必然條件。所謂偶然條件指的是它的時空環境與政治勢力之間的輻輳緣聚，由於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幾乎無法測算的個人、群體及歷史、地理等細節因素，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將此歸結為歷史偶然性。所謂必然條件，在此我們能夠考察的主要是思想學說本身的邏輯性和解釋力以及它和國家社會之間的關聯度。也就是說，這種思想學說在邏輯上應該比較自洽和深密，能夠較好地解釋人們的生存感知，尤其是國家感知、國際感知及歷史感知，並在這種感知中得到對國家和社會的支持意願。當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相當清楚，偶然條件和必然條件不可能完全分開，而是相當緊密地混合在一起的。我們在此的區分僅僅是出於認識和論述的方便。而且，在不同時代和國家條件下，它們之間還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遊移現象。也可以說，它們之間的聯接地帶一般相當寬闊且多有變遷、模糊之處。

　　具體到當代中國，一種具有成為意識形態抱負的思想學說毫無疑問也必須滿足上面的兩層條件。由於偶然條件不易（並非絕對不能）從思辯的角度予以把握，我們在此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必然條件上。首先，在數千年文明史的基礎上，又加上近現代以來對西學的大規模引入，使我國民眾和學界的思想能力達到了一個較為可觀的境界。在此，我們僅簡單地將其表現表述為兩點：一是理性能力有了較大提高，無論是同晚清（更不用說以前了）相比，還是同民國甚至改革開放以前相比，我國普通百姓和學界處理現實事物和理論課題的邏輯思維能力增強甚多5。只要比較一下那時的學術著作和今天同類學術著作就可以得出這一結論6（當然，並非沒有特例存在。在我看來，史學、佛學研究中在某些方面大約就有特例。）二是公正、自由、民主等普世觀念成為廣大人民的基本理念，成為他們分析問題、感知生活的基本出發點和測量尺規。這些理念的被接受自然有個漫長的過程，而這一過程中最為關鍵、最為深入的時段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五年。在當代中國，具有意識形態抱負的思想學說必須接受民眾和學界思想能力和基本理念的檢驗，其理論品質和思想主旨必須符合民眾和學界的基本要求。這是意識形態建設中理論層面的必然條件。其次，當代中國社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幟下，風起雲湧、波瀾壯闊地在華夏大地上鋪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畫卷。對於這四分之一世紀的中國歷史人們有著各種各樣的判斷和評估，我則將之理解為「中國當代」這一最為晚近的歷史時段。之所以進行這一斷代劃分，是因為只有在這一時段上真正意義上的近現代化才在我們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大規模、深層次地展開。此前中國近現代的一百餘年（鴉片戰爭以來）可以看作是這一階段的準備階段，此後相當一段時間（至中國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或完成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也可以看作這一時段的繼續。在考察意識形態問題時，這一階段最值得注意的三點是：市場經濟的步步推進、全球化進程的漸漸融入和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堅持。毫無疑問的是，從這二十五年不長不短的歷史來看，這三點都有各自的歷史必要性和現實價值，而從可以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來看，它們都還在以各種方式展現和釋放著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意識形態建設時必須面對的現實因素，它們構成了社會現實層面的必然條件。也就是說，具有意識形態抱負的思想學說必須有效回應這三者的理論和現實挑戰，處理好與這三者的關係，才可能使其抱負得以實現。總結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必然面對的理論和現實兩層必然條件，可以說對具有意識形態抱負的思想學說提出自身資質建設和處理現實問題能力兩個方面相當高的要求。如不能達到這一要求卻具備這一抱負，有可能成為歷史的鬧劇、丑角或短暫現象，而中西古今並不乏這樣的先例。當然，我們也應該充分估計到，歷史的偶然性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甚至根本改變這樣的要求。

　　最近一年，康曉光在《戰略與管理》發表兩篇重頭文章〈文化民族主義論綱〉和〈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7。前者明確提出：「把儒學重塑為與現代社會生活相適應的、遍及全球的現代宗教」，而且，「在國內，這個准宗教體系要與國家政權達成某種形式的妥協和合作，也就是說，要建立一種新型的『政教合一』體制。」即「國家要支持儒教，將儒教定為國教」8。後者也明確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政治合法性理論，向外求索沒有出路，必須返回過去，從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尋找出路。」「經過損益的儒家學說──現代仁政理論──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權威主義政府的合法性理論」9。總結這兩者，康曉光又說：「要復興中國就要復興中華文化，復興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復興儒家文化，復興儒家文化的捷徑莫過於把儒教確立為國教。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復興儒教不僅能夠為中國政治建立神聖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礎，還能夠為建立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文化中國』奠定基礎，甚至能夠為人類世界提供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