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進化過程，它與社會化商品經濟的發展、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個農民國家中，理性的解放歸根結底是民主革命宏觀進程中的一部分。反過來說，民主也只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才有意義。因為，只有當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想法時，表述思維的權利才有價值；只有當內在的心理過程使我們可以確立自己的個性時，擺脫外在的權威才能持久。而這一切又必須以個人理智擺脫集體表像為前提，以抽象力和邏輯分析能力基礎上的主體個體化為前提。」（該書326-327頁）他們從歷史角度對於理性發展過程的把握可以為我們此處的討論提供很好的背景知識。
6 這當然是一個較難論證、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理論感覺的觀點，但也並不是不能進行一點證明：比如，我們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思想界領軍人物李澤厚先生的著作同今天汪暉、秦暉、劉小楓、汪丁丁等人的著作比較一下，就會發現後者的中西古今知識在總體上要比前者深厚和廣博一些，在邏輯思維上也要細密和深邃一些。而這也是極為正常，符合學術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當然，肯定會有許多人在各個角度不同意我的這一論斷。我在此只能交代我的思考出發點是，人類的純粹思維能力和知識能力可以構成衡量學術高低的一個尺規，學術領域和觀點的差異及使用這一尺度進行學術操作時的艱難不應該成為否認這一尺度存在的理由。在這一尺度上，近十年來的學術著作在總體上要高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近二十年的學術著作則在總體上要高於文革及其以前是相當清楚的，至於同民國和晚清時期的學術著作相比就更不用說了。
7 康曉光在其他文章（如〈論合作主義國家〉，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5期；〈中國特殊論〉，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4期）中也曾涉及這一預想，但論述不太充分。
8 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 
9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 
10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
11 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論綱〉，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 
12 荀子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于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實事求是地說，荀子在此的論述在理論層次和解釋力度上既不低於也不高於孟子對性善論的論述。也正因此，這兩個相互對立也可互補的學說各自具備解釋經驗的缺陷和優長。
13 馬克·利文〈變相的大屠殺：殘殺、種族滅絕和後各族滅絕〉，載《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20003年十一月，第20卷第4期。
14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
15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
16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載《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 
17 《尚書．夏書》
18 在此，我還曾設想過「中國當代文化」、「中國先進文化」、「中國先進思想」之類的名稱。但考慮到前後的歷史連續性，考慮到事實和表述的被接受度，考慮對國人的親和力和對世人的高遠度，還是覺得以「中國文化」為宜，雖然這一名稱具有模糊、寬泛等特徵。 　
19 汪暉在其引起廣泛關注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氏著《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中就提出中國現當代思想史上的三種馬克思主義，這已經足以引起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豐富性和複雜性的注意。近年來，黃克劍《人韻》（東方出版社，1996年）、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及一批論文的發表無疑使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展現出新的面貌、進入新的境界。毫無疑問的是，至少比我們整個八十年代及其以前的理解更接近本真的馬克思，而這個馬克思是向多個方向敞開的。張一兵說「回到馬克思」的提法「恰恰是要造就一個開放文本的新的期待視野」（《回到馬克思》序），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20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4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