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美的大学传统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ACADEMY建立第一所学园开始的。从柏拉图《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等著作记述的各种研讨、辩难的风格看，在ACADEMY学生学习的主要形式是研讨，但研讨没有严格的师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这些讨论中，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教导者，老师只认为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从内容看，研讨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导师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导向世界的本源、神、纯粹善等抽象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老师并不教学生怎么具体地做人，怎么具体地成事。
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中国教育的传统源自孔子，孔子是注重“人伦”和“事功”的，孔子的确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人，他是一个活得很审美的人，他听音乐会把肉的滋味也忘了，但是，孔子的境界也就是“人”的境界而已，他的学问大多集中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人统”）以及如何具体成事上（“事统”），并不教导学生以对知识的抽象兴趣，他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以讨论超越人伦事功之物为使命，子路问孔子怎样服事鬼神，孔子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服事死人呢？”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懂死呢？”孔子关心的是如何“把‘生’搞好，‘活’下去”的道理，而不是“生”与“死”的大道理。另外，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严格的师生关系，《论语》中主要是孔子被称为“子”，其他人都是学生，他们和孔子不是平等讨论“真理”，而是“侍坐”、“问道”的关系。
总的说来，中国思想是内敛的，其标志有这样几个：一、顺从。孔子是把“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核心范式的，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什么呢？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一个阶梯型的顺从体，而这之中，顺从的核心是个人顺从家庭，子女顺从父母。这导致中国道德思想的第二个特征。二、中庸。孔子把一个人逾越自己的地位，议论国政大事看成是最大的罪，儒家强调的是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安于自己的身份，守住自己的那份职责就可以了，儒家认为“孝”的礼仪已经给每个人安顿好了位置，逾越这些位置就有罪，就不合礼法，即使你是出于好的动机。三、退避。息事宁人的退避是儒家道德观中的一个核心。孔子和孟子都主张“邦有道”时候，出来做事，用正直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而“邦无道”呢？他们都主张退避。一次孔子谈到古代一些不得志的人才，然后针对自己说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孔子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是一个懂得权变的人，孟子后来在评价孔子的时候说“孔子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就是指此点而言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们只是止于人事、人心。人心尽到了，人事尽到了，事情也就到头了。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很博大的思想，如墨家是讲究“兼爱”的，但是这个兼爱经不住孟子的反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兼爱还是奠基在人事、人心的基础上的，没有超越性。墨家的信徒夷子来找孟子，夷子说：“儒家的学说认为，古代君王的爱护百姓好象爱护婴儿一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并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孟子说：“夷子真的以为人们爱他的侄儿和爱他邻人的婴儿是一样的吗？夷子不过是抓住了这一点：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进井里去了，这自然不是婴儿的罪过。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无论谁看见了，都会去救的。夷子以为这就是爱无等次亲疏，其实这只是人的恻隐之心罢了。万物只有一个根源，就人来说就是父母，当然以自己的父母为最爱了。”人事的道理都是相对的，所以夷子的道理经不住孟子的反驳。在儒家看来，爱是有条件的，人最亲的爱就是父母，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去爱别人。


这样的思考是不是就是“人文”的呢？我认为还不全是，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实际上，Humanity（“人文”——在中国并没有词源学基础），Humanity，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类的角度来思考人（Human beings considered as a group; the human race），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文”一词的根源古希腊和罗马（Humanity在西方也可以解释为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classics），它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

二、

西方的现代大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启蒙主义兴起后，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渐渐地引入了大学教育，它们和人文科学在大学里双峰并置。柏林大学的教育模式深深地影响了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人文教育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北京大学的人文教育的性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打出了两个口号，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都是事功性的，都不是“人文”（文学、艺术、哲学等）的，特别是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科学和民主是被简单地当作“救国”这个事功的工具来认识的。它没有获得更为根本的“人文”观念（对存在的本源性探究、本体论哲学）的支撑。相反，它的支撑来自“爱国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反帝主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爱国和反帝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只有反帝才能爱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恨就来自于这种教育，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我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的爱国情绪其实不是由“爱（自己的亲人、国家”的正面情绪来支撑的，而是由“恨（西方）”这种情绪来支撑的，也因此这种精神体制之下的中国教育必然要以西方为假想敌，一方面是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本能的嫉恨，另一方面是长期对西方世界的妖魔化导致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客观公正的认识西方。近代中国人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向西方人学习是为了打败西方人”，翻译成具有道德讽刺意味的语言就是“向老师学习是为了打败老师”，这种只讲策略不讲道义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思路”实际上一直主宰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向着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一方面是经济的不断发展、军事的不断强大，一句话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的嫉恨也与日俱增。这种嫉恨经过“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矛盾”理论的提升，经过中国国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的直观教育，最终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人们因为嫉恨而失去了起码的同情心――这是对“以嫉恨为现代化动力”的中国社会之现代化结局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文教育应该反思。
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何以“夷人”的长技（科学和民主）在“夷国”有效，拿到中国效果就是另一番模样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很少思考到的——我们缺乏超越的文化基础。民主和科学作为西方人的“长技”在西方的确是有用的，原因是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需要有更高形式履约的保障，在西方这履约的保障是人与上帝之约，人们信仰一个上帝，都要向上帝负责，而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基础。20世纪中国思想界走得最高远的人是鲁迅，但是，鲁迅并没有走出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虚无”，他的怀疑、绝望、厌恨、“痛打落水狗”等等思想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