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整体上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现代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教人以面全人类的爱、悲悯、同情的超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有的是那种主张阶级斗争的作家歌颂暴力革命的作家，赞美战争的学者，却没有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能够超越一国文化的有限视野，用世界的超越的精神来关照地球和人类的思想者，而这正是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把五四以来北大在人文精神的创造力以及教育力方面的表现神化，和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相比，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及其教育的发展是滞后的，缺乏整体性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在外观上正急速现代化，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同步地建构自己的现代人文精神体系，中国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文家园。

三、

“人文”的核心命意是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它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处开始的一种超越性思想观和价值观。在当代，“人文”精神的根本命题是由全球化带来的。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普世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尚缺乏被正确理解的基础，全球化作为一种现代人文价值观，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世界化共同市场的经济观念，建立以联合国为首的世界政府的政治观念，更主要的它还意味着把人置于政治之上和国别之上的世界主义人本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是建立在一元论哲学以及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上的，一元论哲学追求总体、本源、统一的思维导致对世界一体化的追求，而基督教思想追求万有归一更是为全球化价值观念奠定了基础；中国哲学是没有本体论关怀的，中国思想中最流行的是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这种思想状况和中国在宗教信仰上的多神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这些使得中国思想中有家族之爱，有忠君爱国，却没有世界之爱，有对等级的崇仰和热衷，却没有对平等和自由热爱，有对物的爱却没有对人的抽象爱，而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就难以理解全球化所暗含的价值观前提。而除了这价值观前提之外，当前的全球化还包含了重新确立人和地球的关系（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涵，重新确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内涵，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而甚至还包含了对人神关系（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现代化改革）的重新理解，而这些无论在什么层面上都是和中国学者的思想传统以及当前见解相抵牾的。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中国知识分子们理解为是西方跨国资本剥削中国，西方强势文化侵略中国民族文化的机会和借口，就不是什么难以认识的事了。只要在东西方二元思维的基础上，中国思想界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全球化的真正涵义。何以如此？中国思想和精神不利于培养基于世界感情以及人类感情基础之上的现代人文意识。我这里所说的世界感情不是指某一种宗教，而是指那种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意识、团结的意识、互爱的意识。在这个前提下，我愿意这样认为：基督教为上述世界宗教意识提供了样板（当然，它还不是我所要的这种意识本身）。在这方面中国思想是匮乏的。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论爱仇敌”一节，其中讲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是古代拿撒勒的耶稣所阐扬的精神，而正是对这种精神，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理解的。基督是用“兄弟之伦”来规范整个世界的，他要所有的人都以弟兄相称，他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门徒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要互相示爱，因而基督思想中天然地包含着平等、博爱的内容。而儒教是以“父子之伦”来规范世界的，孔子把一切人伦都看作是“父子之伦”的衍生提倡以“孝”治天下，“父子之伦”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伦理，这种伦理是不以博爱为原则的，而是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的，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包含的是对血缘关系（国家、民族、家族的爱）的认同，是有条件的，因而儒家文化区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很容易接受“阶级”学说。中国人是强调斗争的民族，民国时期的内战、文革的内斗锻造了国人的暴力思维，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没有什么牺牲是不可以的，为了一群羊可以牺牲草原小姐妹的生命，为了一个主义当然可以牺牲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了。《水浒传》成为中国人特别爱看的小说，一部中国名著，和中国人的嗜血心理不是没有联系的。《水浒传》中的英雄们所杀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呢？实在少得可怜，英雄们多的不过是嗜血的本能和草菅人命的凶性而已。在《水浒传》的视野中中国人怎能区分正义的暴力和不义的暴力呢？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中暴力都是一个东西，要么一味推崇它，“痛打落水狗”、“把敌人打翻在地，塌上一只脚”、“痛打落水狗”，“消灭阶级敌人”、“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等等，要么是笼统的指斥它。当然，我不是说要用耶稣的精神填补中国思想，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一元神的信仰的，现在去生造一个来也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神一直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神，像上帝，一个是哲学的神，像“本源”、“存在”、“宇宙精神”等等，对于宗教的神，西方人也不是没有抱怨的，尼采就声称要杀死宗教的神，但是，尼采呢？他没有杀死哲学的神，他宣称杀死了上帝，但是依然保持了对哲学神的追求，在《瞧！这个人》中他把自己描述为是一位打着灯笼寻找神的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哲学的神呢？超越性、绝对性、本源性、完全性。要有对绝对、超越、本源、完全的向往和追求，不要把人当成终极、绝对者，西方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化意识呢？因为他们有追求“大全”的意识，绿色和平运动为什么发源于西方？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烈的“人类中心”意识。讲人事的思想，到爱国、爱家就结束了，讲终极的思想，要到爱全宇宙、爱无限者才结束，这里有很大的不同。“九一一”事件之后，许多中国人弹冠相庆，是什么使我们中国人对人家（退一万步说，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吧）的遭难取如此幸灾乐祸的态度呢？可能跟中国思想的上述根源有关系，我们讲事功，敌人爱的，我们就恨，敌人恨的，我们就爱，我们的思想到我们对敌人的恨就中止了，没有想到在敌人和我们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终极，那个终极要我们更多地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敬畏生命，敬畏存在。
然而，我所认识到的人文精神，正是从这后一种情况发生而来的。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诞生始于对生命的同情，始于对暴力的憎恨，始于人类通过对话、交流获得与对手的和解，而不是通过消灭异己份子的肉体来获得自我统一，那么对敌人所受的无辜灾祸报以热烈掌声的国人似乎还处于尚未开化的境地，什么是野蛮呢？没有起码的对于无辜者的同情、对于死难者的怜悯、对于同类者的仁爱，他们失去了一个人起码的是非感——这才是真正的野蛮。人类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类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昆虫、鸟兽、他人等等）；人类可以越过一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类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地方，也才是人文精神之为人文精神的地方。中国社会现代化精神，表面上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