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文化运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以至直到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我们仍然不得不在它所划定的思想文化格局内去思想、去行动。因此，“五四”是值得我们去反复咀嚼回味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新的经验，对它发出新的询问。值此世纪之交，本文试对“五四”精神的本质及其缺陷作一番新的审视。
    
    1．“五四”的自由主义传统
    
    五四运动何以发生？什么是它的精神本质？什么是它的真精神、真传统？对此，恐怕许多人会立即作出反应：“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诚然，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中包括民主与科学，对此，早在1919年春，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便已“布告天下”：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
    这篇“答辩”确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新青年》、进而整个五四运动，其宗旨不外乎民主与科学。八十多年来，“民主与科学”一直被作为五四运动的当然代码。然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五四运动的工具层面的东西，而没有看到它的目的层面的东西。其实不仅科学只是人类意志的一种工具，民主亦复如此。所以，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追问：
    五四运动为什么要高扬民主与科学？究竟是谁站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回头去看看陈独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你瞧，在陈独秀心目中，引进民主与科学的目的，乃在于“救治中国”。原来如此。说到底，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以来的强大主题，换句话说，是民族主义。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便在《敬告青年》中写道：
    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 固有之人伦、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削灭也。……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
    这篇发刊词一开始便已宣示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基调，那就是民族主义。所谓“科学与人权并重”，便是后来所说的“民主与科学”，它们不是目的，而是“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的手段。陈独秀一生思想数变，而民族主义则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
    不特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思想精英们无不以民族主义精神为动力；而且不特五四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思潮无不贯穿民族主义精神。林毓生曾指出：“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2]（P.14）这是颇有见地的。民族主义，这实在是理解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是有其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一部现代世界史，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国家竞争史，这里，一切政治意识形态都只不过扮演了一种“工具理性”的角色。
    但是，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较之中国近代以来其它各个时期，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品格：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后，从民族主义到科学主义民主主义之间，还有一大精神中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又一大精神动力，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根本动力、一面精神旗帜。这种自由主义的要义在于：思想解放，人格独立。或者更简单地讲，自由就是独立自主。这种独立自主，包括两种主体：国民个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个性解放运动；民族群体的独立自主，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
    让我们来看看五四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和胡适的表述。在上文提到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倡言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精神：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 解放云者，脱离乎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 
    可以说，《敬告青年》实质是一篇中国自由主义的宣言。文中，他还称引“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他看来，“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1] 由此，他将人格自由问题诉诸伦理道德革命（《吾人最后之觉悟》[1]），把个性的解放、自由独立人格的建立，视为解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根本途径。他把中西政治制度的精神文明基础进行了一番比较：“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于是，陈独秀的结论是：“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1] 这就证明中国必须大力张扬自由主义。
    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胡适是另一位思想领袖。胡适留学美国，深受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他投入五四运动虽是从文学改良入手的，但在他的文学观中所处处渗透的正是自由主义精神。以他那篇影响巨大的《文学改良刍议》的所谓“八不主义”来看，他是以文体的改革来作为个性解放的一种途径，以使文学成为思想自由的表现手段。他说，文学应该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不摹仿古人”，“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形容描写之”；“不用典”，“自己铸造词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不讲对仗”，以免“束缚人之自由”；“不避俗字俗语”，提倡白话文学。[3] 总之，就是要让文学成为真情实感的自由表达。胡适后来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他的“八不主义”改作一种肯定的表述：“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3] 这些主张其实正是要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要求独立的思想，自主的表达。
    胡适大力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篇代表作，是发表在1918年6月《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上的长文《易卜生主义》。文中，胡适指出：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