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而中国自由主义的政党和派别，远不足以当此历史重任。中国自由主义之脱离现实，突出表现在：当民族国家迫切需要整合一切社会力量的时候他们反对这种整合，当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干预经济的时候他们反对这种干预。结果他们的主张总是被历史抛到一边去，他们的“良好愿望”总是落空。
    

 
    3．“五四”自由主义的脱离传统
    
    中国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之二，便是脱离传统。毛泽东曾引用的一幅对联，倒很适用于中国自由主义者：“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嘴尖皮厚”，是说自由主义者很喜欢批评别人，既批评保守主义者，也批评激进主义者；既批评国民党人，也批评共产党人。他们是以“社会的良心”自居的，以为真理只在他们的手中。其实，自由主义者却是“腹中空”的，拿不出多少切合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案来。在“自由”问题上，他们也拿不出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他们倒“拿来”不少，因此沾沾自喜，鼓腹而歌；却又一知半解，囫囵吞枣，食洋不化，至少也有消化不良之嫌。至于对自家文化传统的自由精神，他们一无所知，或者视而不见，腹中仍然空空如也。结果，他们从西方移栽过来的自由之树，在中国难以生根；即便勉强种下去，也难免有“头重脚轻根底浅”之虞，一遇风吹雨打，便被连根拔去。他们抛弃了自家的文化传统，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不知道，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其实乃是植根于“二希传统”（古希腊、希伯莱精神文化传统）之中的。而他们却要与中国传统彻底绝裂，不仅要“打倒孔家店”，而且连孔家店的地基都要挖掉。这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与他们的民族主义主体精神是自相矛盾的。这就使得中国自由主义成为文化上的流浪儿，精神上的乞食者，时代的游魂野鬼，无根无蒂的漂萍。
    这里就涉及对传统的理解问题了。问题在于我们用以分析传统的思想方法。我们既要看到传统之特殊性、历史性的一面，又要看到传统之普遍性、超越性的一面。此即关于传统的辩证法：超越性体现在历史性之中。我很赞同冯友兰先生当年曾经遭到猛烈批判的“抽象继承法”。超越的东西正是抽象的。所谓“抽象”并不是说玄乎其玄、不可捉摸，而是说它是已抽去了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内容之后保持下来的精神。唯其如此，它才能够超越时空。为此，我们的基本方法，是对文化进行“二重分析”，这就是说，对于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文化传统，我们都认定它包含至少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特殊的形而下的历史的层面，它是“器”，是“变易”的；一是一般的形而上的超越的层面，它是“道”，是“不易”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说明文化的继承性；然而我们都承认，文化是有继承性的。倘无“继承”的观念，何来“发展”的观念？试想，一切旧东西都要弃若敝屣，一切新东西都要另起炉灶，从头来过，人类如何能进步、如何能发展？必有继承，始有发展。抛弃的只是特定性的历史性的东西，继承的则是普遍性的超越性的东西。 
    这是“二重分析”方法的历时性的一面，即历史的差异性和超越的贯通性问题；它还有共时性的一面，即民族的差异性和人类的共通性。这关系到近代以来的“中西比较”这个持久的热门话题，这个题目其实应该包括两个向度的“二重分析”。一个是时间的向度，就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文化形态之间，有一种超越历史的一以贯之的精神；另一个则是空间的向度，即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他们的文化传统之间既有人类共性，亦有民族个性。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亦当作如是观。中西文化既有人类的共性，亦有民族的个性。人类不同文化传统之间，正是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共存。在“自由”问题上，中西文化之间也是既互异、又互通的。所以，说到自由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自由精神既有历史地变动的一面，亦有超越地贯通的一面；既有相通于西方传统的一面，亦有自别于西方传统的一面。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文化传统，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有可以适应于现代化的东西的：我们的文化传统，自有其自由的精神、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去发现、去发掘这些精神。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往往不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是自由的天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是自由的枷锁、扼杀自由的罪魁祸首。
    在反传统问题上，一向以和平改良著称的胡适也跟陈独秀一样是相当激进的。他引证以反传统著称的尼采（注意，陈独秀也引证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这种尼采式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是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态度，胡适称之为“评判的态度”亦即批判的态度。为此，胡适激烈地批判了传统的贞操观、孝顺观，最后矛头直指封建的礼教、孔教：
     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3]
    自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缺乏科学传统，缺乏自由传统。总之，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彻底绝裂”。而我们的看法正相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现代性，重新认识传统；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对接”。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成功所证明了的，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所证明了的。
    现代性之所以必须植根于传统性，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主体”活动的历史：个体，群体。而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就其“主体意识”而言，也就是两种：个体意识就是个人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内问题上；群体意识就是民族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上。这是理解现代历史的一大关键，解开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在国内，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自由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所以要反封建；在国际，民族主义的表现却有两种情形：一方面是先发展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正因为现代化乃是民族主体的活动，所以它就是民族性的。换句话说，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函项。现代性当然具有世界性或全球性，但它首先是民族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历史乃是民族主义历史的原因所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应当注意研究“现代性的民族性”问题。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侧面，是绝对不能脱离民族传统的。民族传统也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函项。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导，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一个民族的哪怕是最“现代”的自由理念，也必须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当中引导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一肚皮糊涂账。
    所以我们必须“重估”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这个文化传统，照“传统”的说法，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忘世”的，释家则是“出世”的。这些特征，在自由精神上都有体现：儒家追求“入世的自由”，道家追求“忘世的自由”，释家追求“出世的自由”。儒家积极介入、干预现世的生活；道家反是，但也不能说是“消极”的；而释家则更是否定现世的生活，然而仍不能简单视之为“消极”（但凡有追求，就不能说是消极的态度）。儒家是要在在世的人伦常态中实现其价值，道家是要在避世的自然状态中实现其价值，释家是要在超世的智慧境界中实现其价值。它们各有其价值，本身无所谓孰高孰低；它们互补互成，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