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道、释的自由追求之会通，便是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传统。这个传统既追求群体的自由，又追求个体的自由；既追求现实的自由，又追求理想的自由；既追求人身的自由，又追求精神的自由。
    中华民族的自由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却是同一个超越精神或“绝对精神”的贯彻。我这是借用黑格尔的话语来说明传统的，我觉得这有助于我们把握传统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关系。文化传统中超越的东西，有如那个作为“一”的绝对精神；传统中作为“多”的历史的东西，便是这个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所谓历史，就是这个绝对精神的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这种超越，便是自由。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黑格尔的那个“绝对精神”，而是我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超越精神，与其说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毋宁说更接近于康德式的“自由意志”。康德的自由意志不是神的意志，而是人自己的意志；不过，康德的自由意志这种超越形式缺乏一种表现为必然性的自我展现的历史内容。而在这方面，黑格尔就要高明得多。
    中华民族的这种自我超越的“自由精神”，它在不同的时代展现为不同的历史形式，而在不同的地区展现为不同的地域形式，又在不同的学派那里展现为不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只是一个主体精神，此即所谓“道通为一”。庄子曾经感叹道：“道术将为天下裂！”其实这用不着感叹，“为天下裂”正是为“一”之“道”的自我展现为“多”。但同时也不应忘记，这种多本是一。所谓“月映万川”，理应如此理解。如果说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确有一个所谓“道统”存在，那么这个道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自由精神”。[4]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可以说，“五四”是空前伟大的一场运动，同时也是空前偏激的一场运动。“五四”之伟大，在于它空前地突显了现代自由精神──作为现代民主与科学之前提的自由精神；“五四”之偏激，则在于它那种同样是空前的反传统立场，整个就是一派“西风压倒东风”。“五四”的这种偏激自有其历史必然性，此所谓“其势不得不然也”。问题是数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应该象“五四”先驱那样偏激吗？岁月逝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时代变矣，情形殊矣！我们理当对文化传统有了冷静的思考、公允的评析。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吴晓明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1986年版。
    [3] 胡适：《胡适文存》，一集，“民国丛书”本。
    [4] 黄玉顺主编：《中国之自由精神》，《追寻中国精神丛书》之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