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3]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精神本质乃是自由主义。
    当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时，这里的社会只是指的旧社会，即专制社会；至于新社会即民主社会，在他看来，则是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原则完全一致的。“五四”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而为了实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也必须实行民主，发展科学。这样，民主以及科学，既是个人自由的手段，又是民族振兴的手段。这就是五四运动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的原因：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们为个人自由而要求民主与科学；作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而要求民主与科学。
    可见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既有自由主义、又有民族主义，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既是个体主义者，又是集体主义者。这是五四运动的一种突出的“精神现象”，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简单说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五四时期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背景是民族文化，而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精神背景则主要是西学东渐。五四知识分子几乎人皆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既从小受诗书礼乐的熏陶，后来又受欧风美雨的浸润，于是形成了他们的那种双重精神品格。这是从主观方面来看的。从客观方面来看，五四运动的双重精神动力，来自当时面临的双重历史任务，那就是人们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动因的另外一种概括：“反帝反封”。民族落伍，国家贫弱，军伐割踞，民生凋敝，激发了反封的要求；外国侵略，列强欺凌，激发了反帝的要求。于是五四运动激烈地反封建、反列强。然而一个曾经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是：“反帝”与“反封”之间存在着张力。反帝的历史境遇需要的是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这是当时三民主义的崛起、后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马列主义的传播之历史依据；而反封的历史境遇需要的则是民主主义、个体主义精神，这是自由主义之历史依据。而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却是这两种矛盾倾向的复合体，也就是说，他们既是自由主义者，从而激烈地彻底地反封建反传统，大肆鼓吹全盘西化；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列强心存疑虑戒备，并在内心深处潜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结果是这一批人后来分化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派别：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这种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竟一直维持到今天。当时，这三大思想派别中，文化保守主义充分认同中国的传统，但却严重脱离中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正好相反，他们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把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成功的关键），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此种倾向发展的顶峰便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至于自由主义者，则既脱离中国的现实，又脱离中国的传统。对此，可称之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
    

2．“五四”自由主义的脱离现实
    
    五四时期站在德先生和赛先生背后的还有一位“李先生”（Liberty)，即自由主义精神。可惜在当时及后来的思想斗争的牌局中，这位李先生的牌总是出错，正应了那句老话：一肚皮不合时宜。中国自由主义者开出的济世药方老是脱离中国的实际。什么是中国的实际？最大的实际，关系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这个题目必须放到世界范围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尤其要在中国以及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对比。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给予特别的注意，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何种关系？ 
    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所实行的“计划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探讨的那种社会主义，更不包括目前中国正在探索的“市场社会主义”。而这里说的“自由资本主义”，是指处在列宁所讲的“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我认为，过去那种“计划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在中国，毛泽东的计划社会主义，就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言，也是相当成功的。
    那么，这是什么历史使命？就是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初步工业化。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相当规模的“民族资本基础积累”的形成。 这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的时代，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其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不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计划社会主义，它们共同的历史使命，便是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问题在于这种“同归”为什么非得要通过“殊途”才能实现？为什么一些国家通过自由资本主义来实现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而另一些国家却非得通过计划社会主义或者类似的体制来实现？换一种更富挑战性的提问方式：计划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因为这种制度不仅曾经是并且在某些地方仍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存在，况且它曾经长时期地占据了全世界的半壁江山，你无法回避它，只能努力对它加以说明。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条“殊途”，即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是西方发达国家，即先发展的国家，当初其民族资本基础积累的道路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另一方是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展的国家，例如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其道路是社会主义或者类似的体制：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一元文化。为完成相同的历史任务而采取如此迥然不同的方式，这实在是人类历史的奇观。
    问题的答案就在“先发展”与“后发展”的差异之中。先发展国家，其发展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来实现；而后发展国家则不能，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进行平等竞争的外部条件，它们与先发展国家已经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此，这里用得上鲁迅的一个著名譬喻：“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所谓“缓行”并不是说永不实行；市场经济在民族资本基础积累完成之后就成为可行而且势在必行的了。）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是指竞赛双方遵守同一规则的公平竞争；在经济上，就是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等价交换一类原则，也就是说，应该让客观经济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操作。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基本上是在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完成的。
    然而先发展国家可以通过纯经济手段即“看不见的手”来完成的任务，后发展国家却不得不通过非经济手段即“看得见的手”来完成。这是因为后者此时面对的，乃是前者全面的强大的压迫、剥削、侵略──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军事的。老实说，这太不“费厄泼赖”了！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小孩和一个大汉去遵守同一竞赛规则呢？中国自由主义者所严重脱离的，就是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境遇。他们有时天真可爱到了可笑可悲的地步！试想，在此情此景之下而实行自由主义那一套崇高的“费厄泼赖”，其结果如何？只会是民族工业的夭折或者胎死腹中，国家主权的削弱或者彻底丧失，民族文化的衰落或者血脉断绝──一言以蔽之：殖民化。所以，这里需要的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统制的计划经济；不是分权的民主政治，而是集权的权威政治；不是散漫的多元文化，而是统一的一元文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威主义”。
    因此，对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来说，当时迫切需要的正是这样一只“看得见的手”，它必须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足以对外抗拒帝国主义列强，对内扫荡封建主义势力。这种力量必须能集中一切权力，以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然后以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手段去取得民族独立，进而完成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为民族经济的起飞、为工业化──现代化打下基础。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所有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或存在过这种政治力量。它们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民族国家完成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