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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认同：文化和谐的基石
由如上所述的文化认同的多元价值取向及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存在的现实性可得出这一结论：文化认同是多元文化间和谐的基础，文化认同必须关注“基于多元民族文化的认同”，从多元文化、文化与个体发展的角度重新思考并建立起新的认同观。然而，在多元民族文化情境下的认同未必会产生人们的自觉行为，因此，应特别强调人们对文化情境的自觉感知，特别是对不同文化之间异同的感知。对于研究者而言，脱离具体的文化情境，文化认同研究不仅不能提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结果，也不能解决具体文化情境下的问题。在我国，研究者往往对文化认同研究赖以产生的多元化的特定文化情境抽象化，形成所谓的研究真空，以保证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但这样的文化情境被“虚拟化了”，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有必要从真实的多元化的文化情境中寻找文化认同研究的方法和结果。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文化认同是形成“自我”的过程，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10]自我是个体心理结构深层的构造，也是探寻一种文化时所能进入的最核心部分。
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比较（cultural comparison）、文化类属(cultural categorization)、文化辨识(cultural distinctiveness)和文化定位(cultural definition)四个基本过程（Turner,1987; Hogg,1990）。在个人层面上，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民族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民族文化，并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以民族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辨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成为群体构成的一种类型——文化群体。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认同的需要。其一是通过寻找“我”与“我群”的差异而获得“自我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其二是通过寻找“我群”与“他群”的差异而获得“社会认同”。它使个体获得一种与众相同的一致性和同一性。为了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个体总是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Breakwell & Lyons,1996）。文化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是个体获得文化群体的“我们感”的途径和过程[11]。
跨文化心理学对自我的研究始于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本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文化价值取向研究显得特别繁盛的时期，其直接起因是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0）在工作价值观的研究中用来区分文化类型的一个维度——“个体主义-群体主义”（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简称I/C）。霍夫斯泰德发现，北美、西欧国家处于I/C维度的个体主义一极，而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处于群体主义一极。在此基础上，特里安迪斯（1989）使用三个维度对文化类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类。这三个维度是：文化的复杂性(cultural complexity)、文化的宽松与严厉(tightness vs. looseness)、文化的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individualism vs. colletivism)[12]。
文化的复杂性是从文化内部的复杂程度来对文化进行比较。特里安迪斯认为，一个文化内部“内群体”（ingroup）的数量和功能也是文化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内群体”数量增加时，个体对群体的忠诚程度就会下降。相反，民族文化中可供个体认同的内群体数量少且性质单一时，个体往往非常依赖自己的内群体，内群体也更有人情味。这样的内群体强调内部的和谐与合作以及与外群体的竞争和敌对关系。
文化的复杂性可以导出文化的宽松与严厉这一维度。在同质性高的民族文化中，群体要求个体遵守群体的规范，对于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给予极大的惩罚和心理压力。相反，在异质性高的民族文化中，群体的规范没有同质性文化中的群体规范那么清楚和严厉，可以容忍个体有一定程度的偏离行为。
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是指个体将如何处理个人行为目标和群体目标的关系。将个体的个人目标置于群体目标之上的文化属于个体主义的类型，反之，将群体目标置于个人目标之上的文化属于群体主义的类型。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中，个体被鼓励自我定向、自由选择、与众不同与保持隐私。而在群体主义文化中，社会和谐和整体的共同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每一个个体都在一定的情境中被赋予某种角色并被确定在某种位置上，履行角色义务和职责成为社会对个体的要求。
特里安迪斯在对文化类型进行分类的同时，也对相应文化中的个体特征进行了界定。他提出用“向心式个体”（the allocentric）和“离心式个体”(the idiocentric)来描述文化中的自我类型。个体主义文化与群体主义文化两者之中都有可能有“离心式个体”存在，也可能有“向心式个体”存在。特里安迪斯的这种思想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一个文化中，“向心式个体”是大多数，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群体主义文化；如果“离心式个体”是大多数，那么这个文化就是个体主义文化。
群体主义文化、高同质性文化、内群体数量较多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特征。在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体现的是小范围的、特殊的、封闭的、有较多小群体规范要求的“自我”，难以认同客观性、同一性、普遍性等观念，这样的“自我”投射到制度文化中，便使制度文化带上了特殊性的、情感的和封闭的特征[12]。所以，在费孝通的文化差序格局里，中国人是以自我为圆心，由血亲关系向外一圈一圈扩展的。中国人自我中的“客我”占有较大比重，体现的他人要求较多。
美国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认为[14]：影响文化的主要因素有：时间、空间和情境（指文化资源对情境依存的相关性，包括语言、宗教、政治、历史、习俗、地域和价值观等要素）。Hall还认为文化信息资源有高情境（High-context）和低情境(Low-context)之分。前者对文化情境的依存度大，而后者对情境的依存度小。由此，可把那些本质属性相近的文化系统称为同质文化系统，把那些本质属性相异的文化系统称为异质文化系统。并由此以“同质-异质”、“高情境-低情境”为维度进行交叉建构，形成同质文化、异质文化信息资源、高情境依存度、低情境依存度信息资源的文化框架。当今社会，异质多元的文化系统不断地相互冲撞和交融互动，任何一个民族社会群体中并存着归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文化隐喻和情境特征。这势必对归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也势必会对异质文化间的和谐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各民族文化都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具有存在和宏扬的价值。每一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都参与着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尤其在当代，这种趋势更为普遍。而在文化的交融与互动中，“两种平等文化的遭遇意味着生成一种新的文化。”[15]这是异质文化之间和谐共生共进的理想结果。
三、文化和谐：社会和谐的标识
当今世界，全球化空前地拉近了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互动引发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近距离接触，每一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们对本己文化和异己文化的异同之处不断加深着理解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彼此间一方面在寻找共同话语，放弃或改变原有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方式，以达到求同存异；一方面又在加固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求民族文化有存在的根基，这即是费孝通先生经常告诫的要加强文化自觉。
文化和谐的本质应是对所属文化和他文化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