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既要在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重新确立自己批判现实的前沿身份，同时又要小心翼翼地表示要延续和吸取八十年代现代化叙事的批判能量，因此不敢从内部正面反省中国现代化的后果，因为他们总是受制于以下命题：即中国社会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因此理论界的工作不是批评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弊端，而是应从正面阐扬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因此所谓"后现代"批评亦有意无意地以此作为自设的界限，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后现代"理论正应该是从内部反省资本主义发展之问题的典型思潮。"东方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搭起了一个使中国学者进入"后现代"语境的有效平台，因为"东方主义"恰恰强调的是在跨民族－国家状态下的互动，这种理论路向当然有其重大意义，但当它被移植到中国后，除了给中国学者获得了得以昂首进入"后现代"理论殿堂的通行证，因而终于找到了一个重新充当批判型知识人的自我角色认同的机会之外，还给中国的"后现代"提倡者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当他们津津乐道于批判西方如何歪曲中国的形象时，其实他们恰恰忽略了如何从中国内部的角度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给中国内部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从思想根基、经济互动、社会变迁与政治剧变的多层次梳理中国近代以来如何从传统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历史遗产。 

　　相反，从"后现代"的规范意义上讲，这一思考取向不但疏离了"后现代"理论对现代化后果进行批判的原创能力，而且恰恰与现代性观念共享了一些理论前提。比如一旦"后现代"论者与现代"民族主义"达成了某种合谋关系后，实际上许多貌似"后现代"的论述恰恰是在认同即有现代化理论的情况下展开的，其结果是正好成为论证中国现代化合理性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对于现在已位居正统的中国现代化理论而言，"后现代"思潮并未构成足以与之抗衡的对称力量，而是显得有些"妾身未明"。也就是在这层意义上，当中国的"后现代"论者在中国舆论界试图获取其与现代化叙事相区别的思想正当性时，总给人以颇为勉强的感觉。

2、"历史记忆"如何成为后现代"民族主义"的表述工具 

　　"后现代"思潮登陆中国与美国理论家詹明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华讲学的背景直接相关。但詹明信的讲学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所热衷的现代化启蒙主题明显发生了错位，当中国知识人正整日为中国有可能被开除"球籍"而忧心忡忡时，詹明信在北大课堂上却大讲福柯、德鲁兹与文化研究的叙事分析，难免会使听者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显得很不合时宜。（6）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所导致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日趋复杂化，使得现代化启蒙理论的原有批判锐力已不足以为说明中国社会现状提供足够的理论资源，詹明信无意中带来的"语境错位"才有逐步被抹平的趋向。其表现是，流行于西方论坛中的"后殖民批评"在经过模仿式转换后，开始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界颇受瞩目的思想景观。尽管这种模仿式转换始终未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境发生真实的关联。在此情况下，詹明信的观点似又重获青睐，特别是他关于"第三世界批评"的主张。 

　　在那篇影响颇大的文章《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詹明信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不应该把第三世界的文化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7）詹明信进而认为，第三世界文化生产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这些文本应被当作"民族寓言"来加以阅读。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詹明信并没有把所谓"民族寓言"当作第三世界自身文化传承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看待，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去关注其实际存在的本源形态，而是把"民族寓言"视为投射全球区域政治的一种形式，民族文本中所描述的个人命运的故事包涵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这样一来，"民族寓言"的说法实际上就相当隐晦地透露出以下的特性：第三世界文学的表述方式和内容似乎只能受制于外力压迫（经济，政治，文化）的程度而被迫做出自己的反应，文学的内容不过是这种对外部反应的表现形态之一。 

　　中国"后现代"论者所发起的所谓"第三世界批评"实际上受到这种"民族寓言"假说相当直接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假说有一个前提是，所有第三世界文化生产都具有相同的"民族寓言"机制在起作用。这种同质化的判断也许相对适用于研究被西方完全殖民过的一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所谓"后殖民"批评的出现即与这种判断有密切的关联性。可是当这种判断被中国学者不加区别地直接挪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时，问题就出现了。与起源于纯粹殖民地区域的一些国家如印度的"后殖民批评"有显著不同，中国"后现代"思潮的批判锋芒应直接指向被现代线性叙事所遮蔽的社会文化性分析，而非"后殖民话语"所刻意强调的如何回应西方的"压迫性"问题。因为就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嬗变而论，在殖民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始终是个所谓的"半殖民地国家"，其受西方体制与价值理念等因素影响的程度与纯粹殖民地式的国家自然有很大差别。就我的理解而言，许多貌似外部"殖民"问题的一些因素，恰恰需要转化为"区域内部"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时，才有可能予以恰当的解释。 

　　"后殖民主义"的论述语式忽略了殖民或半殖民地发生的内部条件，尤其是通过"殖民"的表述把"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某个局部的影响夸大成了一种普遍的模式。（8）所以，当我们选择"东方主义"或"后殖民话语"作为中国研究的参考范式时，其成败关键乃是在于我们是否能明晰，那些表面上需要运用东－西方对立的压迫与反压迫模式处理的问题，是否能够成功转化为可以在区域语境下处理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后现代"思潮的表述恰恰相反，他们过多模仿"后殖民"论述中高度关注与批判第一与第三世界不平等的压迫关系，以及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形象的压迫性塑造。通过一种貌似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化"姿态，轻易化解了对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批评性审视。 

　　中国文学界的"后现代"论者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唤醒被西方压抑的"潜历史"记忆，并使之释放出来。有学者认为，所谓"潜历史"的表述过于模糊，应可定义为后殖民理论常说的"被压抑的历史"。（9）这种"被压抑的历史"在三种情况下受制于西方，一是西方对中国人过去的或现今的经验生活世界的某种看法和知识；二是西方对中国过去或现今的文化、社会、政治等诸方面所作的某些叙述、概括和评价；三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演进和变化规律所作的某种概括和总结，从中辨认出某种轮廓轨迹、发展方向、本质特征等等。三种叙述中的第一种是基于偏见；第二种是跨文化理解的问题；第三种是权力与知识共谋支配下达成的普遍主义支配原理，而中国的"后现代"批评主要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进行，没有涉入到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些层次，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社会发展观的反思也刻意进行了回避。（10） 

　　这里面实际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所谓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仅仅在玄渺虚空的文学情景中被想象式地加以描述，并以此作为对抗西方的抽象批判资源？因为这样的"后现代"批评容易造成一种幻象，仿佛中国式的"历史记忆"由于时时笼罩在西方的霸权语境中而被压抑着，而且这种霸权体系已成为某种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这种假设往往使得"后现代"论者没有兴趣也无暇深入挖掘中国本土民众"历史记忆"的实际存在状态和呈现其中的内容，真正的民众记忆反而作为一种背景虚化在了与西方对抗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学化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