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对民众记忆真正潜在历史的释放，并不在于仅仅把它置于东－西（或第一∕第三）这样的二元对立状态下加以解读，而是应更好地理解西方理论作为背景资源如何通过转化成国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现代制度宰制方式，从而成功抑制了民众记忆的表达渠道的。民间底层记忆的恢复或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其与西方对抗的程度和形式，而更多取决于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界定其与政治意识形态表述和塑造的差异感。如果不在文化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层面上来把握这层关系，那么中国"后学"就会把自身论述的格局始终限制在东西二元对立的典型现代性表述的窠臼之内。 

　　我以为，中国"后现代"表述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如何把复杂多样的"历史记忆"与"民族主义"的表述方式区别开来。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学"叙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借助现代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言说来制造出流行效果的。在他们的印象里，既然中国的底层记忆是直接在西方霸权的格局下被压抑着，那么，也只有在民族对抗的层面上来理解这种底层记忆如何作为潜历史被释放出来似乎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国内的任何底层记忆只有在民族主义思想和意识的表达框架下才会具有其合法与合理性。"民族意识"与"底层意识"就这样悄悄被置换成了同义辞，并被不加区别地交替使用着。而在实际上，"民族意识"不但不与"底层意识"相一致，而且有可能恰恰处于截然相反的对立状态。 

　　首先，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态势，但在非西方国家却几乎毫无例外地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强化又恰是现代性涉及的核心命题。而"底层记忆"则是传统自然延绵塑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的"底层记忆"不但不应和"民族意识"混为一谈，而且可能恰恰是"民族意识"压抑和清剿的对象，因为它的内核常常呈弥散状态，并不为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所收编。我们不能在共时的涵义上以故意抹平这两者的差别为代价，以谋求自欺式的理解。因此，局囿于"民族主义"氛围制约下的所谓"后现代"阐释要想真正具有有效的批判能力，就必须厘清自身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至少要搞清自己是单纯基于现代国家形态制约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简单宣泄，还是首先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 

　　其次，"民族主义"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密不可分的共生与共谋的关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属于上层精英"文化"有意制造的结果。因此，"文化"与"国家"的融合极易使"文化讨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表述，而这种表述恰恰是近代西方现代性的一个后果。盖尔纳就说过，只有当"文化"的边界与"国家"相重合，即变成现代国家支配的一种形态时，"民族主义"就由此产生了，因为在此之前，"文化"呈现出的多元丰富和差异万端的状态完全可与政治的疆界不相重合，而一旦共享文化的人企图与政治相结合，政治组织决定把自己的疆界扩展到自身文化单位的边界，用权力的庇护方式来界定和推行自身的文化时，"民族主义"就会渗透其中，文化就会越过民间宗族、宗教和组织的形式变成了规范意识形态的表达。（1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后现代"论者往往无法区别"民族意识"与"底层记忆"的根本差别。"民族意识"本身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就是某种政治意识与理论阐述的体现与传达，这与民间"底层记忆"与政治表述之间的差异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底层记忆"如果要上升为"民族意识"，必须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训导与收编，以符合一定的规范和尺度。而且这种收编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外来势力入侵加剧的历史时代有关，如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压迫，外在国际形势的严峻（如面临经济封锁制裁以及各种各样政治与文化渗透程度的加剧等等状况），从而导致国人民族认同心理的增强。在一般情况下，民族认同只能以隐态的方式而存在。在此情况下，大量散布于底层的民间记忆是拒绝被收编和训导的，于是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意识。照理说，中国"后现代"论者应该通过自己的文化想象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不应以精英上层的理念和逻辑去涵盖基层文化的内蕴。然而他们选择的办法是，在力图破解西方"妖魔化中国"传统的同时，又以虚构的所谓"中华性"作为对抗"西方中心论"的武器，而所谓"中华性"恰恰是在"文化"日益被"政治"所统摄的状态下立论的，是为民族主义合法性存在辩护的一种姿态。（12）这种"中华性"的设定和以"中国中心论"对抗"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是以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契合的程度为其立论前提的，对抗西方就是捍卫"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实体，而"中华性"的提出，恰恰强化了民族政治的表述语义，甚至成为政治符号化在文化方面的另一种表现。 

　　释放被压抑的历史能量的目的，恰恰是应更多地关注区别于正统民族主义表述的大量形态各异的底层意识及其生存状态，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作为替代性方案，以想象的姿态为底层意识代言，或者把已被收编成官方意识形态的伪底层记忆作为民间表态的真实证据，而区别"民族意识"与"底层意识"乃至寻求与呈现真正的"民间意识"的任务，显然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或作为其简单延伸的所谓"文化批评"所能完成的，而必须由多学科交叉的思考取向共同参与完成。与之相并行，我们应意识到，"底层意识"及其所面临的压抑机制并不总是以"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通过与西方的对抗姿态释放出来，而是正相反。目前迫切需要揭示和反思的是，来自民族－国家内部集团和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的关系如何影响到了民间基层社会的成长，而当权的利益集团又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掩饰新形式的压迫关系。（13）如果中国"后学"的阐释者不自觉实现这种角色转换，那么其表述的理论关怀再诱人动听，也只可能被视为是永远打着"后现代"旗帜的某种"现代性"思想症侯而已。

注释

①这在学术界似乎是普遍的现象，如史学界一些人似乎总习惯讨论一些"核心问题"，如总想掀起类似"封建社会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而不太善于从一些中层现象入手重构问题意识，在近代史界亦是如此。参见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③④马泰o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289、284. 
　　⑤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载《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196. 
　　⑥詹明信的中国阅读史表明，他始终是个无法被中国知识界完全接受的悖论式存在。一方面，自从他的第一本演讲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在中国出版后，几乎他所有的主要著作都有了中译本，新的翻译几乎和他的写作同步；另一方面，他的理论活动本身，哪怕对于一些常常把它的名字挂在嘴上的人来说，却变成了一本尚没有打开就已经合上的书。参见张旭东："詹明信再解读"，《读书》2002年第12期。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国文学界的学者已开始译介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如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介绍范围几乎涉及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各个方面。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后现代理论流派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展开分析，还没有触及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到底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反思如何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 
　　⑦弗雷德里克o詹姆森（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234-235. 
　　⑧关于"后殖民"论述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合谋关系的论述，可参见德里克："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11-152. 
　　⑨⑩⒔徐贲："第三世界批评在当今中国的处境"，《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页20. 
　　11,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页73-74. 
　　12,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载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一卷，页249-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