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还是民主运动的中心，汇集着大批有着海外和专业背景的民主派人士，不同主义、不同思想交错其中。沪上济济，沪上优游，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也是中西文化最好的契合地。②

　　而此时的广州也只有看客的份。广州未能形成包括文化在内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背靠中国传统经济中心江浙地区的上海的崛起、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的迁移等是外部原因。包括广州在内的整个华南历史上开发较晚，交通甚是不便，在文化、政治、经济上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和附庸地位，尽管与国外贸易的往来也带来新异的文化，但想突破封建社会的坚硬控制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从根本上讲那是一种贸易冲突所引发的也是为了贸易利益的战争，战争改变不了广州的边缘和附属地位，甚至把贸易中心的位置也丧失了。广州能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并不是由于它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矛盾的中心，恰恰是由于它的边缘地位，中央控制较弱，也是由于它受南洋社会影响较深，便于革命。当北伐战争结束、革命重心北移，广州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价值空间也很快压缩，经济中心无法达到，政治中心昙花一现，因而几十年间所形成的不怎么深厚的能代表国家和时代的文化气候也很快散去，重新回归区域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请政府垮台后，北京的军阀政府依然发挥着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此时广东革命政府虽具现代性但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当“五四”运动爆发并且由于政治高压不得不向外转移时，有两个选择：广州和上海，那时，京沪铁路已通，京沪相隔较近，中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已从欧美变为日本，上海成为欧美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和回国发展的文化精英所关注的中心，而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刚修到武汉，广州尚在遥远的不可知的南方。因而文化中心也随着“五四”运动的中心、政治革命中心移往上海。广州重新回归落寞。这是广州自己的硬伤。

　　广州还有自己的内伤。那就是广州整体上讲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民风都是趋利务实，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获取，商业味太浓，在历史上从来就对北方纯粹的形上学的思辨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怎么感兴趣。广州在古代也一向是文化的不发达之地，文化根底不厚，交通艰险，不便同内地交流。这样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社会是不利于核心性文化比如说哲学或现实感不强的文化比如艺术的产生发展扎根的。这种社会状况尽管拥有国内难得有的先行一步的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它本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算是根深蒂固，历史上也曾受南洋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影响，对外来文化也能够采取包容态度，但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却无法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即便拥有一些诸如黄遵宪、康有为似的先知先觉式的思想家或像洗星海式的卓越优秀的艺术家，但大都是单打独斗、浅尝辄止，要么后继乏人，要么最终远走他乡。即便有过像万木草堂、学海书院、格致书院、广雅书院、培正书院这些早期知名的教育机构，以后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但是整个社会教育、文化基础不深厚，也没有乘机下大功夫去培育，基础研究不受重视，因而无法形成文化氤氲的大气候。最终广州的文化繁荣就像飞涨的潮水，只留下一些贝壳，便又急速地消遁无影。事实上，连鲁迅先生也感叹粤民太过实际，广州的空气太过商业味道，于此环境无法深思发幽，只住了不久便离开了。③其他慕名而来的诸多学者也有同感，相继散去。二十世纪前后，经济、文化、交通不发达的广州，未能成为在社会转型期对文化力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短暂获得实乃外力和时势所致，它的影响力也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尚待完善的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分支为特征的“岭南文化”也只能有着区域性的影响（尽管岭南文化也具有融合中外文化的特征，但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十分有限，并不具有产生新文化的机制，也缺乏历史性的视野和整体性的眼光），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的“京派”文化和以中西文化融合为特征的“海派”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广州短暂承担了近代社会开启和近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功能，徐徐退后。


二

　　历史惊人地相似，二十世纪早期的情形在二十世纪晚期竟然重新出现。

　　1949年以后，在政治重心急剧北移的情况下，中国文化中心重新回归到古代依附于政治中心的模式，也借着中央集权的力量，迅速由上海迁往北京。在一个权力至上、官本位的社会，靠权力中心愈近，所得到的社会资源也越便利、越多，在一个思想一元化的社会，文化资源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而在经过五十年代前期短暂的冲撞磨和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政治化、一元化要求不可避免。作为中西文化融合地的上海、以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上海，重新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回归中央——地方式的垂直结构，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中国的文化机构文化精英也随着权力的北移汇聚北京，这包括各种有文化背景的民主党派人士，就连像商务、三联、中华这些著名的出版机构也随人北上。而国家也在政策导向、文化资源上向北京集中。中国留学的目的地也由于国家战略完全变为更靠近北京的苏联，而深受欧美日本文化影响的上海当然不能成为新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中心，也当然不是有着俄国文化背景留学生的最好的选择。上海只保留了经济中心的地位，但在完全政治化社会，经济对文化的影响远不及政治，事实上，此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同古代中国并无二异。当然，广州此时也由于处于战备前沿，甚至经济也不被重视，尽管靠近港澳，也只是全国一盘棋的时代里一颗不太重要的棋子而已。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历史之天命再次眷顾广州。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二十世纪前期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化”的努力，但只到二十世纪晚期才在两个层面上发现这种努力是有局限的：在社会发展上整体路线违背了发展规律也偏离了世界潮流，在新文化建设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性的冲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始终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外部的一切优秀文化受到绝对拒斥，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政治偏见中支离破碎，几竟湮灭。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时,一方面在社会层面上重新开始社会现代化的征程，而在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文化建设上，是作为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实现对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的有效借鉴，以及作为民族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改造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这种新文化的建设对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的地区有三个要求：首先，政治控制要能够率先相对放松，其次，在地理上和社会心理上能方便接受外部文化的影响，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被保持得较好，而此地区也有一定的文化根基，并且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北京尽管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僵化的体制和思想严重束缚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以现代角度看，文化中心的要求不仅仅是人员、机构数量上的聚集，更应是适应时代要求的质量上的思想创新和辐射力。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文化中心开始从北京再次向变革的南方迁移。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广州天然地符合上述要求。广州所在的广东地区是改革开放得最早的地区，政策倾斜力度大，政治控制较国内其他地区相对为松，许多在内地视为禁区的诸如所有制、产权、分配形式甚至言论自由在广州都被一定程度上率先打破，广州毗邻经济和社会发达的同根同源的港澳，历史上广州就对外来文化比较包容，也受外部影响较多较深。而广州虽然建国后发展较慢，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广东迅速成为中国改革开发前期的经济中心，它也历来是岭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