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中心地带，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加上社会的商业性倾向，传统保持得相对好一点，比如说粤语所保持的古汉语特色就较浓，④而岭南民间至今传统节日过得很有味道。这些都决定了广州再次具有了冲刺文化中心的机会。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就像二十世纪前后广州的政治“北伐”一样，伴随着广货的大规模经济“北伐”的是厚重的文化“北伐”。历史的一幕重新来过，这一次则更为深远。当整个中国还在狂热、还在呻吟、还在麻木、还在不知魏晋时，紧挨港澳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却早早感受到了新时代的精神脉搏，迅速敏锐地通过借鉴港澳以开放化、现代化引领中国思想、观念、生活、时尚的新潮流，到处涌动着创新的渴望，犹如决堤的河水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时候，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里讨论也在这里实践，然后再广为传布；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契约伦理、竞争求进、合理为己的现代观念从广州这个改革开发的前沿阵地向地扩散；那个时候，诘屈聱牙的粤语是一种时尚，并冲击着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话语霸权；那个时候，广州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并且也会集了大批优秀的按现代模式运作的制作机构、制作人和歌手，广东音乐传唱大江南北。当时广州借力香港，也是时尚的中心，新潮服饰、化妆品等生活文化执中国时尚牛耳。而广州的传媒尤值称道，也是中国报业最发达的地方。这个时候迅速成长的诸如《南方周末》、《南风窗》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平面媒体，以良知、客观、真实、前瞻的办理念和市场化运作，成为中国最具世界眼光最符合传媒本质的传媒典范。而以珠江电影制片厂、广东电视台制作的诸如反映新时期精神风貌的《情满珠江》、《公关小姐》、《和平年代》等一大批影视作品风靡全国。以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三字经》为代表的广东文化成果，以“头脑资本演化为货币资本又滚动式激发发现现代文明火花的得意之作”（文化批评家黄树森语），⑤史无前例地发行近四千万册，创造了出版神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还有李阳的“疯狂英语”所掀起学外语狂潮，风靡中华。广州这片热土也是新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时代性很强的报告文学的发源地。文化体制上，广东文联率先打破终身制，在全国范围招聘作家，拉开了文化体制革新的序幕，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则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也是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随后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应运而生。而广州也率先在大学实行人员聘任制探索。广州还是具有自由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凤凰城和归宿地，《岭南文化时报》、《大太阳文摘》等等众多新锐刊物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向人们诉说真相、颂扬人性。在社会开放、经济热潮的裹挟下，广州代表了一个转型期中国的新异、骚动和渴望，一时广州文化竞争力大增。实际上，广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城市，在近代史上它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缩影，在现代史上是一个写照。都说广州是一个说不清的城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具包涵性的城市，一个开放的城市，任何一种存在状况在这里都有自己的理由。也只有如此，一种成熟理性的对话才有可能。城市心理上的平民取向使社会相对宽容和多样化，为个体生命的真实展露营造了氛围，它是追梦者的地狱，也是所有不甘寂寞者的天堂。广州曾有的地域性边缘性，使其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保持的延续性、文化选择的清醒性和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现代性独立人格的现代性社会和基于自由和批判精神的现代文化才成为可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广州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上海滩，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文化风向标。一位诗人感叹：它是一个裸露的舞台，不在乎掌声，因为自己是自己的观众。

　　可见，广州已初步具有了成为新时期现代文化中心所要求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广东也有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力挺。⑥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缺失，大半个世纪前的情形再次出现，文化繁荣的景象徐徐褪色，文化竞争力逐渐减弱。流行音乐歌手纷纷北上，时尚之都移往上海，政治、经济体制探索深圳后来居上，政治压力下言论的自由性空间也减弱。随着浦东的大开放及以后中国全方位的改革，中国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政策倾斜从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转向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广州所在的广东地区的政策优势、经济中心地位逐渐弱化。缓过来劲儿的上海、苏醒过来后的北京、以及同处一地、迅速成长的更具现代相的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深圳的崛起，使得在二十世纪中期后的广州的先发优势不复存在，逐渐错过了冲击文化中心的机会。

　　文化中心除了要求政治、经济、交通等外在的条件外，内在地需要不同文化冲突、融合所具有的成熟的有包容力的社会心理环境、新文化自由生长的思想土壤，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竞争性氛围，这几点广州似乎都能够基本保证，也借时势迅速提升了文化影响。然而一个文化中心所需要的持续的文化生长力和持续的文化辐射力，以及浓厚的学术文化、高雅文化氛围，而不仅仅是一时之功，一时之风，广州是不足的。这也是广州的先天性缺陷。广州是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的面目呈现的，岭南文化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分支。中国历史上一直始终以中原文化为主文化，但并不是说其他次文化就不能成为中心，上海的“海派”文化是以江浙文化为背景的，而江浙文化也在大范围上是楚文化的分支，“海派”借时势和新异文化因子的输入突破“京派”文化的绝对中心的地位，说明了区域性文化并不是不能走向全国性。岭南文化在历史上有两次宝贵的机会，但令人遗憾的是占尽地缘、时势优势的广州几乎是以同样的原因虎头蛇尾，做了为人作嫁的角色。新鲜事物似乎总是出自广州，但发展壮大却总是在别处，以至于国内有广州人“敏于行而呐于言，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之说法。⑦岭南文化的边缘性为它提供了价值的相对性空间，开放性为其提供了文化成长的动力，而重商性实际上恰恰是中国文化过度重农、道德至上的一种补充，但历史上总是不能内在地吸收他文化的好的资源以为己补，而过度的实用性、拒斥形上学的价值理性就不能为文化提供深化、新思想的产生的精神理论支撑，也总是在商业味极浓的环境下以纯粹商业逻辑来对待文化发展，文化发展过度产业化，削弱了基础性研究的合理存在空间。一种不以真理追求为整体目标的文化是不能去掉“器”的局限性的，也离“道”的高度太远，也不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改良、文化革新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岭南文化中缺乏一种诸如欧洲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也缺乏北方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家国天下，万世一系”的历史情怀，而注重感官享受、小富即安的社会心态实际上是农业社会在现代的延伸。岭南历史上始终是文化教育的不发达之地，在第一次机会到来时又缺乏全局性的视野通过文化建设以夯实其文化基础，当第二次机会来临时由于其实用性的文化惯性仍然不去有目的地去做基础性的工作：变革思维方式，培养世界眼光，加强教育以提升人的素质，培育人文精神，广州倒好像很满足于目前所取得的优势，不思进取，不想也不能也不愿进一步深入，做大做强，最终错过了好时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广州所具有的现代文化中心的征候逐渐淡化，文化中心的迁移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摇摆回复后，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北京和上海也逐渐摆脱教条束缚，展现新活力。或以其政治优势，或以其经济优势，或基于传统的现代魅力，或以深厚的文化基础、人文环境，或以丰富的信息、图书、机构等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或以强大的人才储备、文化研发能力、文化辐射力，或以强大的人才聚集能力、移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