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主张。因此有人评价说，柏克被人们看作是自觉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几乎政治保守主义的一切原则都可以从他的言论和时事论著中找到。（24） 

　　反观中国思想界，似乎从未可能出现过类似柏克这样的思想家。近代以来，凡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大多具有在传统哲学理念上进行发掘和阐释的感性冲动，却缺乏理性地通过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建构政治法则的开创性人物。中国的"保守"思潮更多地延续了运用"传统"的若干理念以对现代社会进行直觉反应的本能，这点似乎与曼海姆对"传统主义"的定义颇为相似，但中国式的"保守"思想却往往不是从行为践履的角度出发形成一套系统治理社会的逻辑和策略，比如与之相配合的经济与政治措施，而更多地反应出的仍是一种回归"文化"源头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传统"流失后如何拾掇其残存思想碎片的态度。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很难明确地在"政治"上形成"保守主义"的派别，但是在文化态度上却总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他们屡屡通过对现代化事物的抗拒反应而回归"传统"。 

　　如果从是否存在"保守主义"的角度去观察九十年代的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争论如中国近代时期到底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占上风这样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25）因为既然近代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系统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推行其理念的实践家，那么何谈所谓"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真正对立呢？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受制于中国迫于外患压力而实施激进变革要求的大环境所使然；另一方面，具有保守倾向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中缺乏如柏克那样相应能把握过渡期变革的政治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人物亦是不容忽视的原因。这不仅反映在康梁在戊戌变法等早期政治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民国初年有关民主制度建构的一系列设想缺乏坚实的"保守主义"根基这个历史现象中。其突出表征是，持有"保守"立场的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自身对传统变革中应发挥积极作用的理解，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林毓生曾经正确地指出，中国传统与制度的一体化建构方式，特别是皇权作为政治与文化整合的象征符号经辛亥革命被破坏以后，由于传统思想失去制度性附丽依托而变成"游魂"，从而引发了中国意识的危机。（26）这似乎是为中国保守知识界难以形成"主义"提供了某种辩解。然而事实却是，在民国初建之时，当革命的激情释放过程开始转向构设民主政治的理性思考之后，中国保守型知识分子实际上在仍有机会完善自己的政治哲学和行为实践体系的情况下错失良机，迷失于宪政争辩的空谈中。这固然可以用民初军阀混战权力更迭频繁，使宪政实践无法有序进行加以解释，但保守知识分子缺少政治制度化的建构能力亦难辞其咎。由于缺少相应的制度化实施的条件和理论准备，中国保守知识人常常被迫避开政治理性的建设途径，转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开掘和思考，中国的保守理念由此被逐渐缩窄至"文化"的层面，以至于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文化讨论的复兴景象。所以如果说，中国保守派中仍有可能出现非严格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么他们持有的理念似乎更加接近"文化保守主义"，即强调对传统的尊奉，特别是希图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某种道德秩序的恒定性这一点上或许有些"保守主义"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保守知识群同样推崇常识和经验，贬抑抽象的理论，强调累积构成的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并认为社会行动的依据应来源于具体的实践经验，但这种思路没有有效地与政治上的保守措施相结合，而演化为一种政府的依据和行为。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保守知识分子中难得的践履家梁漱溟也试图通过邹平乡村实验在传统和习俗的实践理性框架内寻求保守的出路，但这种实验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理念的延续，而没有相应的上层政治制度的实践相配合。 

　　在我看来，中国的保守知识群无法象西方的正宗保守主义那样可以自信地宣称，体现超法律原理和自然主义的自然法，不是由喜欢抽象概念的理论家们去书写，而是写在历史、文化、传统与习俗之中，写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27）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与西方有别，显然不可能自然开出宪政民主的途径，因此，中国的保守派无法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合理性联系，也就自然无法把文化保守的思路合理转化成政治保守主义的资源，而只好被迫让位于唯理主义的企望。中国现代的激进唯理主义者似乎很善于利用保守知识群的这种近于宿命的心态，他们总是宣称，既然在中国传统中找不到与宪政民主相关联的历史资源，那么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有意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而重新构造现代政治体制就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解放以后对地方基层制度连根拔起式的破坏行为就是建立在如此的预想之上的。 

　　3、中国思想界为什么只能出现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保守"的思想动态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无疑占据了九十年代舆论界的主要画面。甚至有人认为，保守主义不但已成为今日知识界的主流，而且可能成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但如此，保守主义还被指仿佛已渗透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诸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28）但如果仔细检视九十年代被标举为"保守主义"的若干思潮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新权威主义"等个别思想流派尚能勉强具有理论分析的价值外，大多数形形色色的思潮仅仅是表明了某种"保守"的立场和态度，甚至只是表达了某种情绪，而决达不到"保守主义"要求的理论标准。尽管这些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反对激进和革命，拥护渐进和改良。（29）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九十年代对中国文化传统态度的转变导致了若干理论模式的出现，比如"新儒家"对儒学在东亚发展前景的重估，学术史复兴对传统价值理念的梳理等等。中国"后学"的出场也似乎只能接续着这个文化保守的思路来阐扬自己的主张。在此我们尚可勉强把它们归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容之内。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无遗憾地认为，中国的保守思潮仍尚未达到"主义"所规定的境界，因为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但是在某一个领域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出色的见解，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在各个领域都能形成首尾相接，相互呼应配合的完整方法论框架和信念体系，并有效地用之于解决问题。我想这亦是曼海姆区别"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另一基本尺度。曼海姆是这样表达其意思的："在这个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的直接经验开始消失的阶段，才通过反思揭示出历史的性质，同时主要精力则被用于提出一种能够以某种方式挽救老的对待世界和环境的基本态度的思想方法。通过对这种基本经验态度方法上的把握，保守主义创造了一种能通过新的途径解释事物的进程的全新的思想方式"。（30）曼海姆的意思是说，只有"传统主义"不固守原来的自然怀旧的状态，而呈现出一种自我反思的特征时，才有向一种不受地域限制，拥有自己的固有准则和方法论见解的思潮转变的可能。 

　　而中国的保守思潮虽然笼统地采取了对现代现象的批判态度，却显然仍仅仅是以复原中国传统的自然状态的怀旧情绪来面对诸多问题。九十年代初，"学术史研究"与"国学热"的兴起背景针对的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浮躁和对现代化方案不加反思的盲目认同，力图在传统中寻找资源。可是问题在于，无论是"国学"的复兴还是"新儒学"价值的重估，都基本上是在寻求自然本源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大多走的均是相对单一的"心学"阐释一路，而真正使儒学在基层实现了庶民化，从而在"制度"与"文化"两方面达到了相互和谐配合的境界的"朱子学"却被冷漠地搁置在一边。而"朱子学"所实现的上下层制度与文化能够沟通对流的模式恰恰是有可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