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五四新文化——《叩问陈独秀》之一章(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反对；总是热情歌颂而不可能有任何批评。他们成为救世主，因为没有他们的施舍，民众就无法生存。他们的手段是把民众的食物收集起来据为己有，然后再按照等级需要恩赐给他们。一手是食物，一手是皮鞭，使所有的人都只有顺从，使所有的喉咙都只能发出一种声音。对此，你似乎已有预感，你提醒人们照照镜子：“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我听到了你的大声疾呼：“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拿出毅力来救救人类的大脑吧！不要跟着法西斯特‘把历史向后转‘，不要领导人类退后到猴子的道路上去！”6
面对你如焚的忧心，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你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当瘟疫流行之际，当千百万青年被法西斯主义迷惑之时，是你及时敲响了警钟。
经过多年的体验和观察，你对苏联已经彻底失望。在你先前的想象中，苏联的制度是人类文明最先进的形式，是健康的主流新生的一环，所以，它与自由和民主并不矛盾，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冲突。甚至直到1933年，你的《上诉状》仍然有这样的句子：“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7 在你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然而，苏联的实践并不遵循你的想象。当残酷的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不使你痛苦，不能不使你重新思考。
集中表现着你的思考成果的是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你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有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是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8
更为可贵的是，你没有孤立地看待斯大林的问题。面对那种把斯大林和他的体制分离开来的观点，你曾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9
为此，你又一次成了反独裁的斗士和民主的卫士。你认为：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亿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是至可宝贵的；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而且“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10
我似乎看到了你因为激烈争辩而涨红的脸，看到了你的愤激，你的焦灼，和深深的忧虑。我常常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叹息，因为自从五四过后，的确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有象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停地探索和寻求。谁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抗战当中已经死绝？历史作证：在硝烟弥漫的岁月，在区区小城江津，有一双眼睛，正穿过种种乱云，作出如此深刻的洞察！
遗憾的是，此时的你已经没有了手中的《新青年》，你的声音得不到传播。而且，迷失于炮火硝烟中的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倾听你的声音！
然而，历史的事实使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预见：“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1 在这里，你牢牢抓住民主的真谛，一语道破了专制政体腐败的病根。没有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没有反对党的存在，议会就不再是议会，苏维埃也不是苏维埃，监守自盗，无人看管，一切腐败在所难免。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你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你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发，只要心中深植了新文化的价值观念，就不会被乱云迷住双眼。可惜的是一代青年匆匆地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而且自以为自己进步了。当历史进入５０年代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报告曾使许多人为之震惊。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幼稚和愚蒙！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应该是可想而知。
因为洞见了新路的陷阱，你把目光重新投向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这种探寻使你进一步回归五四，在新文化的立场抵抗着各种危险。你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同样发人深醒。当一些人在以俄为师与以美为师之间犹豫徘徊的时候，当有些人自欺欺人地提出要美国的民主政治同时又要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时候，你明确指出：“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
面对你如焚的忧心，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你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没有忘记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当瘟疫流行之际，当千百万青年被法西斯主义迷惑之时，是你及时敲响了警钟。
经过多年的体验和观察，你对苏联已经彻底失望。在你先前的想象中，苏联的制度是人类文明最先进的形式，是健康的主流新生的一环，所以，它与自由和民主并不矛盾，与新文化运动并无冲突。甚至直到1933年，你的《上诉状》仍然有这样的句子：“苏维埃并非新奇怪物，只‘工农兵会议‘之翻译名词而已，其不独与民主共和无忤，且因而巩固之发展之。”7 在你那里，以俄为师并不意味着抛弃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然而，苏联的实践并不遵循你的想象。当残酷的事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能不使你痛苦，不能不使你重新思考。
集中表现着你的思考成果的是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你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三）我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四）我认为：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死亡了。如果说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有统治形式，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只是独裁，不应该民主，则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恶都是应该的了……”8
更为可贵的是，你没有孤立地看待斯大林的问题。面对那种把斯大林和他的体制分离开来的观点，你曾针锋相对地说：“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出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9
为此，你又一次成了反独裁的斗士和民主的卫士。你认为：近代民主制其实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亿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是至可宝贵的；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而且“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从此崇拜独裁的徒子徒孙普遍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五大强国就有三个是独裁。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人类若无力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只有变成机器牛马的命运。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10
我似乎看到了你因为激烈争辩而涨红的脸，看到了你的愤激，你的焦灼，和深深的忧虑。我常常为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叹息，因为自从五四过后，的确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在那个年代，毕竟还有象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停地探索和寻求。谁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抗战当中已经死绝？历史作证：在硝烟弥漫的岁月，在区区小城江津，有一双眼睛，正穿过种种乱云，作出如此深刻的洞察！
遗憾的是，此时的你已经没有了手中的《新青年》，你的声音得不到传播。而且，迷失于炮火硝烟中的一代人已经不知道倾听你的声音！
然而，历史的事实使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预见：“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1 在这里，你牢牢抓住民主的真谛，一语道破了专制政体腐败的病根。没有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没有反对党的存在，议会就不再是议会，苏维埃也不是苏维埃，监守自盗，无人看管，一切腐败在所难免。
20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国的一系列灾难都被你不幸言中。是什么给了你如此的目光？其实很简单，只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发，只要心中深植了新文化的价值观念，就不会被乱云迷住双眼。可惜的是一代青年匆匆地背叛了五四新文化，而且自以为自己进步了。当历史进入５０年代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报告曾使许多人为之震惊。由此可见，人们是多么幼稚和愚蒙！那一切，还需要赫鲁晓夫说明吗？应该是可想而知。
因为洞见了新路的陷阱，你把目光重新投向人类文明的健康主流。这种探寻使你进一步回归五四，在新文化的立场抵抗着各种危险。你对第三条道路的抵制同样发人深醒。当一些人在以俄为师与以美为师之间犹豫徘徊的时候，当有些人自欺欺人地提出要美国的民主政治同时又要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时候，你明确指出：“由国家来发展工业中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必须局部的采用。可是由中国过去的经验，由日本明治初年国营工业的经验，由中国眼前招商局和民生公司成绩对比的经验，都同样警告我们不要对国家经营工业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