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五四新文化——《叩问陈独秀》之一章(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泻染得乐观过分。”12 因为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了解苏联的实践，也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教训，所以你能够看到苏联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和国家的阶级属性，剩余价值在名义上已归工农自己的国家所有，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寄生官僚等新的剥录用者阶层。你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原本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剥削，既然苏联在国家公有的名义下并未消灭剥削制度，问题就需要重新思考了。正因为这样，你一再提醒人们：“我们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3
在我的感觉中，你走了很远，甚至走得很累，本想找到更好的，却没有找到。你回来了，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
当然，你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一个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从你生活的时代，到我生活的时代，那么多人迷恋社会主义，却没有人能说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俾斯麦政府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和托落茨基都指责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集权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不承认苏联，甚至不承认共和国十七年的建设事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把四人帮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法西斯专政”；而如今国内国外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而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大概不仅邓小平说不清楚，你能说得清楚吗？
然而，一个说不清的主义却有无穷的吸引力。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特别好。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它与传统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因为它近似于“大同”，因为它强调的是平等，所以往往被理解为弱者的福音。然而，一个问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实践总是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导师们一再强调的是“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当中，却往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天衣无缝；社会主义主张缩小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但在所有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无不扩大了差别的鸿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无论你是否看到，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延误了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果断地结束长达70多年的悲剧性实践，邓小平也不得不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在半个世纪前的江津，你已经认识到：要摆脱落后和苦难的命运，捷径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国人早一点有如此认识，中国将少走多少弯路，避免多少悲剧！
３
我正在反复阅读你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是你最后的文章，1942年5月13日写成，即你饮蚕豆花种毒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和《再论世界大势》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你对全球秩序、人类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你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测。你描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大战之后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领导，其他国家只有加入一个集团才能立脚。你的预测是：如果英美战胜，德意日就完了，战后将是英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如果希特勒战胜，英国就完了，战后将是德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要梦想什么民族解放，而是要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化，以提高本国在集团中的地位。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伟大尝试，这种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使你必然更加看重普世价值，即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之中也决不赞同民族主义。你指出：“对于国外的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14 。如此认识当时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只能出于高度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战后世界的大势，有一点你说对了，世界的确由民族化走向集团化，分为两大阵营；有一点你说错了，你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高估了民众的眼睛。两大集团的领导者并不如你所预测，但结局却与你最坏的设想相去不远，――不过是由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
在你的战后大势图表中，结果不论谁战胜，中国都是附属国，不可能再圆世界中心之梦。这一点，也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才能如此清醒。同时，你提醒人们，虽然同是作附属国，作谁的附属国却大不相同：做英美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附属国尚可以恢复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作德日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却要陷为完全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做民主国家的附属国，人们尚能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做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则只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因此，你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写完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谆谆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我特别注意的是你观察和评论问题的角度，的确与众不同。无论是评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评论德、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分析评价大战中的各种问题，你之所以与他人不同，就因为你所依据的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你却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样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旨归，决不放弃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努力。你认为，在大战之后，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都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都应该能够认识这种命运，所以，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只能是自绝于世界。因为在你看来，全世界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都已经被打破，大战之后，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无法阻止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才有自身的发展前途。
中国人直到世纪末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你却早已对此清清楚楚。
时代常常犯病，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犯病的时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们听不进清醒的声音。看一看你的言论在当时的命运吧！延安不能接受，托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中苏邦交而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谁能接受呢？李大钊死了，鲁迅也死了，刘半农死了，他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胡适为你的思想激动不已。15
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也以反传统为人诟病。考察你晚年的言论，我欣慰地发现，你仍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滚滚浊浪之中，站在批判传统的前沿。
在《孔子与中国》中，你认为孔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讲科学，二是反民主，中国人恰恰把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没有继承创始的科学思想，却继承了他的反民
在我的感觉中，你走了很远，甚至走得很累，本想找到更好的，却没有找到。你回来了，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
当然，你并未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一个问题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从你生活的时代，到我生活的时代，那么多人迷恋社会主义，却没有人能说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俾斯麦政府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和托落茨基都指责斯大林在一国建成的社会主义是集权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不承认苏联，甚至不承认共和国十七年的建设事业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把四人帮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民主”称为“法西斯专政”；而如今国内国外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而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大概不仅邓小平说不清楚，你能说得清楚吗？
然而，一个说不清的主义却有无穷的吸引力。与自由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特别好。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它与传统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合力。因为它近似于“大同”，因为它强调的是平等，所以往往被理解为弱者的福音。然而，一个问题你大概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与现实实践总是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导师们一再强调的是“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当中，却往往与民族主义结合得天衣无缝；社会主义主张缩小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但在所有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却无不扩大了差别的鸿沟，制造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无论你是否看到，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在世界各国的实践都延误了那里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果断地结束长达70多年的悲剧性实践，邓小平也不得不作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在半个世纪前的江津，你已经认识到：要摆脱落后和苦难的命运，捷径是不存在的。如果有更多的国人早一点有如此认识，中国将少走多少弯路，避免多少悲剧！
３
我正在反复阅读你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是你最后的文章，1942年5月13日写成，即你饮蚕豆花种毒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廊》和《再论世界大势》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你对全球秩序、人类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你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测。你描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大战之后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领导，其他国家只有加入一个集团才能立脚。你的预测是：如果英美战胜，德意日就完了，战后将是英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如果希特勒战胜，英国就完了，战后将是德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要梦想什么民族解放，而是要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化，以提高本国在集团中的地位。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伟大尝试，这种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使你必然更加看重普世价值，即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之中也决不赞同民族主义。你指出：“对于国外的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14 。如此认识当时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只能出于高度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战后世界的大势，有一点你说对了，世界的确由民族化走向集团化，分为两大阵营；有一点你说错了，你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高估了民众的眼睛。两大集团的领导者并不如你所预测，但结局却与你最坏的设想相去不远，――不过是由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
在你的战后大势图表中，结果不论谁战胜，中国都是附属国，不可能再圆世界中心之梦。这一点，也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才能如此清醒。同时，你提醒人们，虽然同是作附属国，作谁的附属国却大不相同：做英美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附属国尚可以恢复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作德日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却要陷为完全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做民主国家的附属国，人们尚能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做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则只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因此，你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写完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谆谆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自由民主，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我特别注意的是你观察和评论问题的角度，的确与众不同。无论是评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评论德、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分析评价大战中的各种问题，你之所以与他人不同，就因为你所依据的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你却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样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旨归，决不放弃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努力。你认为，在大战之后，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都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都应该能够认识这种命运，所以，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只能是自绝于世界。因为在你看来，全世界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都已经被打破，大战之后，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无法阻止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才有自身的发展前途。
中国人直到世纪末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你却早已对此清清楚楚。
时代常常犯病，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犯病的时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们听不进清醒的声音。看一看你的言论在当时的命运吧！延安不能接受，托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中苏邦交而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谁能接受呢？李大钊死了，鲁迅也死了，刘半农死了，他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胡适为你的思想激动不已。15
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也以反传统为人诟病。考察你晚年的言论，我欣慰地发现，你仍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滚滚浊浪之中，站在批判传统的前沿。
在《孔子与中国》中，你认为孔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讲科学，二是反民主，中国人恰恰把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没有继承创始的科学思想，却继承了他的反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