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信贷、税收、价格和投资体制改革中，对污染企业关闭、搬迁、环保设备购置、“三废”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环境综合整治、污染集中控制以及其它以环保为主要目的技术改造项目是实行倾斜和优惠政策；进行清洁生产、绿色产品的认证和宣传，对环保先进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

树立环境意识，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工程。先进国家的环保经验表明，只要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世界观，不断提高国民环境意识和素质，制定和完善法制，建立起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社会自动机制，以企业为主体扎扎实实地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通过多年的努力，是能够使我国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恢复甚至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

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叩开了通向工业社会的大门，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和质量的巨大提高。然而，今天我们在看到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必须应该看到科学技术本身所潜藏着的巨大危险，它日益增强着的能力，在开发改造自然的同时，可能也正是在挖掘着人类生存的根基。有人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消除它所带来的一切已知的危害，最终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解决地球污染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人类自己今天的彻底反思，而是继续以自然的主宰自居，在一种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文化结构中来控制和改造自然，谁能保证科学技术不是一把双刃的剑，它的进一步发展不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灾难呢？行文到此，我们不仅惊讶我们这里所设想的问题实际中国古代道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以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提问、思考和解答过了。中国的庄子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只要我们人类不以自身的意志强制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天运而治之”，不破坏自然生机，不打破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自然就会在自身的不断地更新中始终保留着人类幸福的源泉。

注释:

[①] 普里高津所开创的耗散结构理论对此已经有充分的科学证明，可参看他从《从混沌到有序》一书。

[②] 正是在古希腊原子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道家哲学在其本体论上强调“天人合一”，但其物质观的“气化论”则假定了一个先验的至高无上的“气”，“气”也就是“道”和“一”，通过儒家的工作，封建社会的“皇帝”最终成了“道”的化身。“气”在道家本体论中本是无意志的，而在社会领域中则演变成绝对意志的大前提，成为中国封建意识的形而上的根据。

[③]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伊·普里高津的《从混沌到有序》、彼得·柯文尼的《时间之箭》、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复杂》等书。也可参看吕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的文化思考》一文，见《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④] 对这个问题的更多理解可参看笔者拙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的文化思考》，《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⑤] 资料引自《新编读报手册》，第42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⑥]参看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