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 P49) 而在他看来，《庄子》中的神仙和圣人、至人、真人等，是一种艺术的理想人格：“庄子所要求，所期待的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如实地说，只是人生自身的艺术化罢了。”[1 ] (P49)“庄子之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可以说都是能游的人。能游的人，实即艺术精神呈现了出来的人，亦即是艺术化了的人。”[ 1 ] ( P55)他还说：“由庄子所说的学道的工夫，与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所用的工夫的相同，以证明学道的内容，与一个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全无二致。”[ 1 ] ( P47) 而“《庄子》书中所描写的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无不可从此一角度去加以理解”[1 ] (P87) 。


    这些看法，粗略地看，似乎有理，但若仔细思考，便不难发现似是而非。首先，《庄子》中这三种人的区别自不待言，不能笼而统之加以混淆；其次，像第一和第二种人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取消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而混沌无知的境界，本质上不是艺术的境界。《庄子》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与认识论上的极端相对主义是一致的，这与艺术化人生中的基本精神，可以说完全不同。④
    宗白华先生曾说：“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的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 (1) 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 (2) 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 (3) 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 (4) 因穷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 (5) 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2 ] (P59) 宗先生这里对艺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以及其他境界的区分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艺术的境界是主于美的话，我认为《庄子》中得“道”的第一种人的境界是神仙境界，也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境界；第二种人的境界，类似于气功的境界，无论如何不是艺术境界；第三种人，可以说有一种艺术境界，但这在《庄子》中根本不是最高的得“道”之人。因为他们不能无待而逍遥；也不能像第二类人那样“离形去知”。而且，这类人也不完全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我们只能说他们的技艺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并非能证明他们的人生态度也是艺术的和审美的。因此，《庄子》的理想人生和得“道”者的最高境界，可以说不是艺术的精神或境界。
     第三个问题：《庄子》有自然美的观念吗?
    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知北游》有“圣人者，原天地之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语，说明《庄子》的“‘美’与‘理’、‘全’、‘纯’，都是对道术本身的陈述。因此，可以了解庄子认为道是‘美’的，天地是‘美’的。而这种根源之‘美’是‘理’，是‘全’，是‘纯’。美、理、全、纯，这几个概念，对庄子的思想而言，是可以换位的。⋯⋯道是美，天地是美，德也是美；则由道、由天地而来的人性，当然也是美。由此，体道的人生，也应即是艺术化的人生”。[1 ] (P51)
    我们上文已经论及《庄子》“道”的实质含义和基本特征，以及得“道”者的精神或境界特征，故“道”与美的问题与得“道”者是否艺术化的人生，已无须赘述。这里集中讨论《庄子》对于“天地”与美的观念和思想，实际上涉及的是自然美的问题。⑤
    从《庄子》的整个思想可以看出，“全生”、“保身”是其人生观的核心。《史记》和《庄子•秋水》记载一个大致相同的故事：楚国王派人请庄子⑥做宰相。庄子对使者说：“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 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 7 ] (《老子韩非列传》) 可见在庄子看来，相对于生命来说，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是次要的。这是因为《庄子》的作者生活在诸侯争夺异常惨烈的战国时代，征战和杀戮司空见惯，人们随时会遭杀身之祸。所以，《庄子》关注的焦点是人怎样能在乱世中苟全性命。
    在这种“全生”、“保身”的人生观指导下，《庄子》教人们不要关注所谓仁义、是非之争，认为：“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吾恶能知其辩!”故“圣人议而不辩”。[ 3 ] (《齐物论》) 此外，也不要去争辩世界上的其他事物的真假善恶。因为，这些争论往往是战乱的导火索，也常常是每个个体遭遇灾难和杀身之祸的原因。要达到这种境界，就要取消一切差别，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这就是《庄子》的“齐物”思想，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内在含义。所以，像“世界究竟怎样?”“自然界究竟如何?”这类问题，《庄子》认为人们没有必要去关注。甚至自然界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庄子》也没有兴趣讨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在哲学认识论上的这种极端相对主义，为古今学者所公认，是学界不争的事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至少在认识论上，《庄子》就根本没有重视和关注自然界。也可以说，在《庄子》的哲学中，自然界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认识对象这一前提并未确立。
    基于对自然界的这种本质观念，《庄子》也根本没有关注自然界的美和丑。所以，在《庄子》中居于最高地位的“道”，被认为无所不在。“道”不仅存在于灿烂的日月星辰、雄壮的山川、奔腾的河流、鲜花小草、鸟兽鱼虫等人类喜欢的、被认为是美的事物中，同样也存在于“蚁蝼”、“稗”、“瓦甓”、“屎溺”等人类不喜欢、甚至极其反感、厌恶的所谓丑的事物中。《庄子》所谓“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表达的就是这个思想。[3 ] (《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自然界就根本无所谓事物的美与丑：“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也可以说，人们不需要关注自然世界的这些美和丑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庄子》理想的人格，与美丑都是没有关系的。《庄子》中很多人物，在生理上都是有缺陷的。所以，在《庄子》的思想视野中，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自然美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所以，把《庄子》的“道”与美扯到一起，实在有悖于《庄子》的基本思想和观念。⑦而把《庄子》的一些个别、零星的句子串联起来，游离《庄子》全书的根本思想，得出所谓《庄子》关于自然美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美不是《庄子》所宣扬和赞赏的东西⑧，中国艺术的精神与《庄子》的思想和境界也不能简单等同。因此，徐复观先生由此来论证《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其论点和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作这样论证，并非完全否认《庄子》乃至道家思想对中国艺术精神产生的深刻影响。徐复观先生所认为中国艺术中“虚”、“静”的精神和境界来源于《庄子》，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是徐复观先生在提出问题之后，逻辑和思维游离了主题，论述本身过于直接、简单，有些则十分牵强。甚至可以说，徐复观先生著作的逻辑混乱，几乎掩盖了其中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此外，徐复观先生还忽略了《庄子》与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中介———魏晋玄学。⑨在郭象的哲学中，《庄子》思想得到一次根本的改造和转换。⑩故有“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之说。[8 ] (P16) 而这些都是讨论中国艺术精神所必须涉及的问题，必须浓墨重彩，不能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然而，要论证这个问题，则是另一篇论文的任务了。

    

    注释
    ①　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艺术中宇宙观、哲学观的研究，就属于这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