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未完成的启蒙(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难理解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
上述各家之论，为我们理解启蒙思潮的演变，提供了多维视角。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一种传统在其面临外域强势文化的压力下而被迫变迁时，传统的稳定性决定了变迁的路径和限度。诚如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言，在进化过程中，规范性传统的稳定性已经演化成类似于物种稳定性。作为传统而延续下来的规则，是那些最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变化的有效益的规则。[9]这种类似于物种稳定性的传统稳定性，亦可谓决定传统特质的“文化基因”。在中西文化激荡的启蒙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稳定性表现为：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总是步步为营且具有高度选择性；而其现代转型的变迁过程，则为一个吸纳与抗拒交织的中西文化融合过程。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中国启蒙的历史任务是，建构新的现代性文化典范，以克服儒学衰落而导致的意义危机。而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后儒学时代的新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立基于进步主义的、具有反思和批判传统之功能的现代性取向；其二，具有适应小农社会的现代化动员能力；其三，具有替代儒学的社会整合及文化整合的意识形态功能。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虽代表了现代性的主流典范，但其自由理论却难以在小农中国实行西方市民社会式的现代化动员；且其与基督教平行的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亦难以具备儒学式泛文化的社会文化整合功能。而同样源于启蒙进步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其革命乌托邦、集体主义伦理和整全性价值系统，则使其在小农中国成为兼具现代化动员和社会文化整合双重功能的新意识形态。苏俄革命以后，当分裂的西方提供了两种对立的现代性资源时，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向，体现了传统对外域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原理：文化的嫁接往往以两种文化的亲和性为基础，并且选择对传统具有最小损害的路径。“中体西用”不仅是晚清改革的一种权宜的文化策略，而且是开放时代中国文化演化的历史趋势。因而我们看到，五四时代中国文化由儒学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其激进的思想转型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想结构与道德主义价值理念，如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君师合一、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商主义、大同主义等传统元素，仍在文化融合的新意识形态中存续下来。作为中国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传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迎拒，而且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接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西方”的革命理论，其欧洲式的启蒙主义的精神渊源和“自由个性”的终极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它已成为一种东方式的整体主义的共产主义。
启蒙与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由“价值重估”而“社会改造”的政治化转向，预示了现代中国启蒙与革命嬗替的历史趋向，转型时代激荡的启蒙思潮至此落潮。那么，启蒙何以会疾速地走向革命？
民初以迄五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深重的危机时代。转型时代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至此愈演愈烈。其间，洪宪帝制运动和张勋复辟事件所表征的民初宪政危机，孔教运动所显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的危机，“二十一条”与凡尔赛和约所加剧的民族生存危机，联翩而至。这些纷纭的危机，凸显了转型时代中国现代化综合症的症候。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则成为危机时代动荡不安的国际背景。危机是革命的先导，启蒙则是革命的催化剂。启蒙与革命，分别是危机的思想回应和政治回应。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时代与政治革命时代互为交织。新文化统帅陈独秀本是清末革命者出身，其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复合身份，以及其清末民初之革命者-启蒙者-革命者的角色转换，成为危机时代中国“启蒙”与“革命”互动关系的人格象征。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起于民初宪政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刺激。《新青年》“不谈时政”而注重伦理革新的启蒙方针，不过是以思想革命为共和政治奠基的迂回革命策略。因而在中国现代史上，阐扬民主科学和颠覆孔孟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转型时代的危机，宪政和现代化运动的挫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孕育了激进的启蒙思潮。而启蒙思潮的法国化和俄国化，最终导引了社会主义的流播和共产革命的出场。
新文化运动大体经历了以自由主义颠覆儒家文化、复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自由主义而建构新意识形态的思想过程。这是一个启蒙思潮与革命思潮消长兴替的过程。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儒家思想中具有深厚的乌托邦传统，表征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社会图景的“大同”乌托邦，是一个复古取向的道德理想国，其汉后一直受到礼教秩序的抑制，而在儒家思想中处于隐伏的边缘层面。新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的宗法礼教，但儒家的乌托邦思想并未受到新思潮的冲击，相反其更因礼教的解体而有复兴的趋势。在康有为那里秘而不宣的“大同”乌托邦，至五四时代则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合流，而成为具有进步主义取向和现世品格的革命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激活了儒家古老的“大同”乌托邦，使其由古典的道德理想国转化为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现代式革命乌托邦和政治宗教。张灏将儒家乌托邦由西方文化的催化而复兴，喻为“死火山”变成“活火山”。这一中西合璧的“大同共产主义”，具有改造世界、建设“人间天国”的伟大革命理想，它预示着现代中国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的来临。
晚清以来西方文明的东侵，形成了“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断裂的二元社会格局。上海等沿海商业化都会与广袤的内陆乡村，形成“现代”与“传统”的鲜明比照。表达市民社会价值诉求的启蒙运动，是与城市市民运动相伴而兴的。采借欧洲启蒙思想的五四启蒙运动，亦为一场现代市民思想运动，其影响所及主要局限于北京、上海及沿海城市的知识界。在思想观念层面，“沿海中国”欧风美雨的现代风气，仍难以渗透“内陆中国”的古老土壤。中国启蒙的困境在于：表征现代性价值的启蒙思想，在农业中国却匮缺欧洲式的有效的社会动员功能。孙中山所谓中国人对“自由”缺乏兴趣而只想“发财”的观点，即看到了农业中国之启蒙的深刻困境。近代中国的二元社会，规定了启蒙的历史限度。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那么，注重个体价值的启蒙思想显然难以具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社会动员功能。因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分裂的二元社会中，源于欧美海洋文明的启蒙思想，在都市知识界孕育了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而启蒙者自欧陆输入的共产主义理论，则在广袤贫瘠的内陆乡村神奇地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社会革命。
公民与启蒙理想
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特征，是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文艺复兴时代“个人的发现”以及由“精神的个体”代替亚洲式“种族的成员”的精神趋向，[10]预示了现代性的历史趋势。这种申张个性的个人主义，即为启蒙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人的解放进程，概括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复至“自由个性”的辩证历史过程。[11]“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及公民社会的经典概括。在马克思看来，立基于物化的市场社会和“人的独立性”的“公民”，是对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超越，也是达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的人类解放理想的
上述各家之论，为我们理解启蒙思潮的演变，提供了多维视角。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一种传统在其面临外域强势文化的压力下而被迫变迁时，传统的稳定性决定了变迁的路径和限度。诚如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言，在进化过程中，规范性传统的稳定性已经演化成类似于物种稳定性。作为传统而延续下来的规则，是那些最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变化的有效益的规则。[9]这种类似于物种稳定性的传统稳定性，亦可谓决定传统特质的“文化基因”。在中西文化激荡的启蒙时代，中国传统的高度稳定性表现为：其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总是步步为营且具有高度选择性；而其现代转型的变迁过程，则为一个吸纳与抗拒交织的中西文化融合过程。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中国启蒙的历史任务是，建构新的现代性文化典范，以克服儒学衰落而导致的意义危机。而启蒙运动所要建构的后儒学时代的新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其一，立基于进步主义的、具有反思和批判传统之功能的现代性取向；其二，具有适应小农社会的现代化动员能力；其三，具有替代儒学的社会整合及文化整合的意识形态功能。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虽代表了现代性的主流典范，但其自由理论却难以在小农中国实行西方市民社会式的现代化动员；且其与基督教平行的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亦难以具备儒学式泛文化的社会文化整合功能。而同样源于启蒙进步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其革命乌托邦、集体主义伦理和整全性价值系统，则使其在小农中国成为兼具现代化动员和社会文化整合双重功能的新意识形态。苏俄革命以后，当分裂的西方提供了两种对立的现代性资源时，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向，体现了传统对外域文化的选择性接受原理：文化的嫁接往往以两种文化的亲和性为基础，并且选择对传统具有最小损害的路径。“中体西用”不仅是晚清改革的一种权宜的文化策略，而且是开放时代中国文化演化的历史趋势。因而我们看到，五四时代中国文化由儒学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其激进的思想转型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思想结构与道德主义价值理念，如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君师合一、集体主义、集权主义、反商主义、大同主义等传统元素，仍在文化融合的新意识形态中存续下来。作为中国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传统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吸收，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迎拒，而且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接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西方”的革命理论，其欧洲式的启蒙主义的精神渊源和“自由个性”的终极目标，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它已成为一种东方式的整体主义的共产主义。
启蒙与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由“价值重估”而“社会改造”的政治化转向，预示了现代中国启蒙与革命嬗替的历史趋向，转型时代激荡的启蒙思潮至此落潮。那么，启蒙何以会疾速地走向革命？
民初以迄五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深重的危机时代。转型时代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至此愈演愈烈。其间，洪宪帝制运动和张勋复辟事件所表征的民初宪政危机，孔教运动所显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的危机，“二十一条”与凡尔赛和约所加剧的民族生存危机，联翩而至。这些纷纭的危机，凸显了转型时代中国现代化综合症的症候。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则成为危机时代动荡不安的国际背景。危机是革命的先导，启蒙则是革命的催化剂。启蒙与革命，分别是危机的思想回应和政治回应。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时代与政治革命时代互为交织。新文化统帅陈独秀本是清末革命者出身，其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复合身份，以及其清末民初之革命者-启蒙者-革命者的角色转换，成为危机时代中国“启蒙”与“革命”互动关系的人格象征。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潮，起于民初宪政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刺激。《新青年》“不谈时政”而注重伦理革新的启蒙方针，不过是以思想革命为共和政治奠基的迂回革命策略。因而在中国现代史上，阐扬民主科学和颠覆孔孟礼教的新文化运动，成为共和革命与共产革命之间的一个短暂插曲。转型时代的危机，宪政和现代化运动的挫折，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孕育了激进的启蒙思潮。而启蒙思潮的法国化和俄国化，最终导引了社会主义的流播和共产革命的出场。
新文化运动大体经历了以自由主义颠覆儒家文化、复以马克思主义取代自由主义而建构新意识形态的思想过程。这是一个启蒙思潮与革命思潮消长兴替的过程。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替，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儒家思想中具有深厚的乌托邦传统，表征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社会图景的“大同”乌托邦，是一个复古取向的道德理想国，其汉后一直受到礼教秩序的抑制，而在儒家思想中处于隐伏的边缘层面。新文化运动颠覆了儒家的宗法礼教，但儒家的乌托邦思想并未受到新思潮的冲击，相反其更因礼教的解体而有复兴的趋势。在康有为那里秘而不宣的“大同”乌托邦，至五四时代则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合流，而成为具有进步主义取向和现世品格的革命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激活了儒家古老的“大同”乌托邦，使其由古典的道德理想国转化为具有社会动员功能的现代式革命乌托邦和政治宗教。张灏将儒家乌托邦由西方文化的催化而复兴，喻为“死火山”变成“活火山”。这一中西合璧的“大同共产主义”，具有改造世界、建设“人间天国”的伟大革命理想，它预示着现代中国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的来临。
晚清以来西方文明的东侵，形成了“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断裂的二元社会格局。上海等沿海商业化都会与广袤的内陆乡村，形成“现代”与“传统”的鲜明比照。表达市民社会价值诉求的启蒙运动，是与城市市民运动相伴而兴的。采借欧洲启蒙思想的五四启蒙运动，亦为一场现代市民思想运动，其影响所及主要局限于北京、上海及沿海城市的知识界。在思想观念层面，“沿海中国”欧风美雨的现代风气，仍难以渗透“内陆中国”的古老土壤。中国启蒙的困境在于：表征现代性价值的启蒙思想，在农业中国却匮缺欧洲式的有效的社会动员功能。孙中山所谓中国人对“自由”缺乏兴趣而只想“发财”的观点，即看到了农业中国之启蒙的深刻困境。近代中国的二元社会，规定了启蒙的历史限度。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那么，注重个体价值的启蒙思想显然难以具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社会动员功能。因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分裂的二元社会中，源于欧美海洋文明的启蒙思想，在都市知识界孕育了一场未完成的思想革命；而启蒙者自欧陆输入的共产主义理论，则在广袤贫瘠的内陆乡村神奇地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社会革命。
公民与启蒙理想
现代性的基本精神特征，是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文艺复兴时代“个人的发现”以及由“精神的个体”代替亚洲式“种族的成员”的精神趋向，[10]预示了现代性的历史趋势。这种申张个性的个人主义，即为启蒙的基本精神。马克思将社会形态的演进即人的解放进程，概括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复至“自由个性”的辩证历史过程。[11]“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及公民社会的经典概括。在马克思看来，立基于物化的市场社会和“人的独立性”的“公民”，是对封建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超越，也是达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个性”的人类解放理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