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前提。质言之，以市场社会为基础的个性解放和主体自由，是人的解放的必由之路。以个性解放为基本诉求的启蒙精神和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两个辩证否定的历史阶梯。
《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分别为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集大成的精神法典。《人权宣言》代表了自文艺复兴以迄启蒙时代市民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秩序的自由平等精神。《共产党宣言》则表达了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正义诉求。[12]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理论，仍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后裔，亦即“启蒙后”的社会主义。其“每个人的自由成为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目标，蕴涵着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全部精神成果。此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与现代之后、历史的现代性与批判的现代性的辩证法。一部西方现代历史，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传统对立、互动、融合的过程。19世纪末以降，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制度上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修正，吸收了大量社会主义的优良成果，自由秩序由此而演变为市场型的社会福利国家。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西方相生相克的两种现代性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现代性的主流文明结构中才能显示其批判意义，二者由此形成了主流与边缘、建制与批判两种对立互动的现代性传统。马克思主义若与自由主义文明秩序相割裂，其批判理论则成无本之木。然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移植到中国以后，则变为两种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的欧洲式“后启蒙”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演变为一种反启蒙、反西方的社会主义之时，中国的现代化亦为拒斥和逾越启蒙而偿付了沉重的历史代价。启蒙的夭折所导致的“人的独立性”即“个体性”的历史缺失，严重滞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历史证明，马克思所揭示的从市场经济和人的独立性到自由个性的人类社会演进序列，是不可逾越的。在未经启蒙的洗礼而达致“人的独立性”的东亚小农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的解放”的伟大理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其难免为东方的农业社会主义和传统主义所侵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承续五四的启蒙理想，进行“人的独立性”和现代化的历史补课。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呼唤的人权、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正义、市场、民主、法治、契约和公民社会等等，表征着《人权宣言》与《共产党宣言》、启蒙精神与社会主义在中国迟到的对话。
在东亚农业中国，如何对待启蒙思想和社会主义这两种西方现代性传统，是采行兼收并蓄的多元主义，抑或非此即彼的一元主义，这是五四思想史留下的一个世纪难题。五四哲人张东荪40年代反思中国现代化问题曾言：人类历史演进最理想的道路，是一个民族经过充分个人主义的陶冶以后，再走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路。中国未经个人主义文化的陶冶而遽然来到二十世纪，是一个遗憾。正如一个人中学没有毕业而进入大学勉强读书一样。最好的补救方法，是少选一些大学的功课，而花时间补习一些中学的必修科目。[13]张的这一观点，虽不免线性进化论之嫌，但其亦洞见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揭示了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之历时态的辩证历史联系，以及中国历史与西方两种现代性传统互动融合的趋势。


五四启蒙运动揭开了中国走向公民社会和现代世界的序幕。世纪之交，开放的中国相继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历经百年蹒跚而终于融入世界文明潮流。WTO时代的中国，将接续五四时代的精神遗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呼唤“公民”，呼唤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新青年”。
启蒙的公民理想的实现之日，将是现代中国的诞生之时。
结 语
多元主义是五四精神最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它表征着启蒙时代之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诚如林毓生所言，思想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思维方式从一元论到多元论的转型。在新思潮风起云涌的1920年春，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对“主义”的多元性，有一段经典的“五四”式表述：“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穷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时代是补偏救弊的圣贤，时间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说，空间上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不但马尔塞斯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普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马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288)陈独秀关于“主义”之多元性的开放态度，洋溢着五四时代之自由、理性、怀疑、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它可谓启蒙精神的最好注脚。这种多元的价值观，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写照，它表征着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思想转型和精神解放。这种开放的多元主义，亦为胡适、李大钊、蔡元培和杜亚泉等五四各派知识分子所共享的启蒙价值观念。
然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五四精神是复杂、多面和矛盾的。五四的教训，也恰恰在于非多元性的一元主义。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意识形态更替的思想转型过程，那么，其以多元主义颠覆旧传统而以一元主义建构新传统，正是表现了中国一元论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的连续性。五四的新一元主义，表现为一种完美主义的乌托邦历史观和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这种浪漫的乌托邦心态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使五四知识分子徘徊于西化主义和俄化主义之间，而割裂了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最终由反对西方文明进而否弃启蒙理想。启蒙的命运，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波折。
继承五四和超越五四，必须摈弃一元主义，尊重多元传统。诚如黄仁宇所言，中国由“农业之系统”而“商业之系统”的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将是孔子、洛克-斯密和马克思对话的过程。五四时期发生过两次著名的思想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科学主义与新儒家之争，其论战主题涉及自由与正义、革命与改良、科学与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而预示着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中国的现代化，也许是世界现代化史上最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于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古老东方国度来说，中国的问题显然大于任何外域和本土的主义，无论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科学主义抑或新传统主义，都不可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应灵丹。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中国问题的多元性，规定了解决问题的主义的多元性。而在问题与主义的互动中，将形成中西融合的多元的中国现代性。
【注释】
[1]参阅[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9年。
[2]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第167页。
[3]参阅[美]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
[4][美]墨子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3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0-208页。


[5]参阅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6]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第35-57页。
[7][美]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73-474页。
[8]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154页。
[9] [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3-274页。
[10][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5页。
[11][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2]参阅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3]张东荪：《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