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摘 要：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前启蒙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关键词：中国启蒙；新启蒙；后启蒙；方法论
    
              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
    
    张光芒：当下中国思想界正盛行“后启蒙主义”思潮，它挟后现代主义之威，以多元主义与解构主义为法宝，向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发起了非难、重估与批判。在关于中国启蒙的批判性反思中，您的《自由神话的终结》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也体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我惊讶地发现，与几年前的《启蒙与革命》不同，这次您对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几乎是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解构，不无“后启蒙”的气势。我并不是不同意这种理性的但又充满激情的批判姿态，问题是反思并不等于将其鞭挞得一无是处，乃至全盘否定而后快。
    张宝明：如果从人类自由思想史的视角透析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声嘶力竭鼓吹了一个多世纪的启蒙居然在历史的顿挫中表现出更多的无奈和尴尬？中国近代百年一瘸一拐的步伐在“五四”那里找到了严酷的证词。这也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近代启蒙进行解构、批判并不断深化的原因。我之所以将启蒙的阙失归结为“自由神话的终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无法避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拷问：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人自由”与“群体合力”的吊诡足以让启蒙的神话破灭。与此不同，您的《启蒙论》不承认这个神话的破灭，对其有着强烈的价值迷恋，并表现出惊人的“自圆其说”的建构性。“新启蒙”的意味十足。不过我仍然怀疑这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深刻体系的历史本真性；尤其您对中国传统启蒙思想资源的强调，视角确是非常新颖，但若从启蒙的终极关怀意义上说，仿佛是一种刻意异化的论调。
    张光芒：我提出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绝不仅仅是为了与“后启蒙”者相对抗或标新立异，而是对一种历史的逻辑的深度存在的揭示，同时也出于对当下研究中既无视“中国化”启蒙思想资源的“远传统”，亦忽视五四以来的“近传统”的做法的失望，对此你也可以说是一种“重构”。而之所以强调“叛逆的传统”是一种“前启蒙”[1]，构成了现代启蒙的内在思想资源，既是对那种将中国启蒙视为“舶来品”的流行观点的反拨，也是基于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而且我认为只有建基于这种“内在理路”（inner logic），才有思想体系可言。不同的思想理路使我们在情感与理性、文化与政治、大我与小我等一系列有关启蒙的关系范畴上，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分歧。比如你认为五四先驱的“人”的理想一直在“大我”与“小我”之间摇摆，并最终使“大我”吞噬了“小我”，难以把握“人”之趋向；而我恰恰以为五四启蒙的底蕴正在于它在“大我”与“小我”之间取得了某种逻辑上的和谐。
    张宝明：不能不补充一下，要是“大我”与“小我”取得了逻辑上的和谐，就不会有“主义”上的饮鸩止渴、“秩序”上的懵懂错乱了。我们知道。就“大我”而言，它带有极强的“泛化”色彩，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膨胀为一种“推广”的集体理路；就“小我”而言，它会在自由理念的诉求中走向“个人”的独立、自主与完善。我在揭示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摇摆”现象时，既注意到了“大我”与“小我”的在短暂时间的一度平衡，也就是你所说的“某种逻辑上的和谐”。但纵观思想先驱在每一个历史时段的表现，这种“和谐”毕竟是“某种逻辑上的”，最终还是会在一种或几种思潮的诱惑下走向偏执。鲁迅先生不就这样述说过历史的痼疾与沉重吗？他说：“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2]为此，他曾经与五四同仁们一起为“个人的自大”，为“小我”与“大我”的平衡作殊死的拼杀。但是无论是鲁迅、陈独秀，还是戊戌变法时期就声名大震的梁启超以及五四时期暴得大名的胡适，他们在“大我”与“小我”的关系处理上总有点“虎头蛇尾”、“始乱终弃”的味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人”声鼎沸，一时间，“个性”、“灵明”、“精神”纷纷攘攘。而随着1919年春天“巴黎和会”不祥之声的传出，再度民族主义情结的高昂，而且它压倒了一切自由精神价值的“生产”。加之本来我们的启蒙者就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缺乏脉络清晰的“公”、“私”之辨，于是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和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在无限的困惑中的厮杀。由此，“人”的不确定性在执意启蒙的思想家那里也呈现出极其严重的困惑。难怪胡适即使到了晚年还总是唠叨个不停：“五四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一次不幸的政治干扰。”[3]应该说，胡适的这句话还是颇有深意的。
    张光芒：恰如您的书名所暗示的，“自由神话的终结”其实也就是中国启蒙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这是目前学术界一个颇时髦的术语。但时髦不等于有效，对中国问题而言，这些西方“后主义”时代的思想逻辑尤其缺乏诊断问题的能力。我承认您对五四一代先驱者的“摇摆”和“倾斜”有着敏锐与深刻的一面，但这种反思是否就意味着中国近现代启蒙完全缺乏体系性、建构性与内在的深度模式呢？绝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这种“终结论”有一个“价值判断的移位”问题，即在材料论证与思想结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当下思想界研究启蒙问题的方法论作一番清理。
    

                      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张宝明：所谓“终结”，既是说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实，我的话语已经暗示了启蒙潜流的波涛汹涌，只是换了一种面貌而已。值得指出的是，我的“解构”更多是建立在统一、综合的方法论上。即是将论述设置在一个“完整”的运动“场”上，譬如政治启蒙与伦理启蒙、思想家与革命家等等。而我看到您的“建构”启蒙论——如果没有读错的话——则是意在“剥离”，即将思想主体的革命家身份与启蒙家身份、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等加以分离。
    张光芒：的确，我们在观点上的分歧，恐怕在根本上与所持理论资源及方法论有关。您说的“剥离”也的确是我有意识追求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启蒙是应社会问题的需要而诞生的思想运动，但不应就此认定它只是成为中国现代“救亡”思潮的一个“副部主题”，或被救亡所压倒，它实际上是作为与“救亡”主题相并列的另一个主题而存在的，对“救亡”、“革命”既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对革命或救亡的结果、功效进行检验，起着反思与矫正的思想功能。作为一种方法论意向，我认为启蒙主义、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救亡运动在逻辑上完全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二者即使不可避免地合而为一，也往往是不合逻辑的混杂。对研究者来说，思想的方法应是剥离现象并整合实质，即借用“分析重建”的启蒙思维加以重构。假如说中国启蒙家有时“不幸”地将启蒙家与革命家集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