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观点中“伦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觉悟。由于五四时期的急躁、浮躁并由此带来了学理论述的疏忽、仓促，我以为这个伦理很可能是“价值理性”意义上的个性自由、民主独立。从他立意要抛弃的“旧道德”、“旧伦理”以及着力提倡的“新道德”、“新伦理”来看，与我们的推断并不矛盾。在文中我所认定的“五四的道德追求缺乏‘政治的配合’”其实也是对五四启蒙的一个批评：一个单纯追求“伦理觉悟”的思想启蒙如何承担启蒙之“重”！
    归根结底，这还是对启蒙观念、启蒙内核、启蒙理念的诉求。换句话说，是对启蒙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在笔者看来，启蒙既不是单纯的政治——这样启蒙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也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文化的“建构”。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的“统一”方法论才有了“用武之地”。也许，这也是光芒先生一个理论“整合”论者已经感觉着并深刻理解着的。我采取这样的叙述范式是从人物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挖潜启蒙内在的矛盾、悖论及其死结，从而让当下启蒙者“当心思想史上的事故多发阶段”，这样的矛盾难道不也正是你所说的历史的“深度存在”吗？其实，就您所强调的“新启蒙”思维和我个人所认定的所谓“后启蒙”思路而言，两者在立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比如您另一本书《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不也专用一编的篇幅对中国启蒙进行反思吗？
    张光芒：我在该书中之所以对中国的启蒙进行反思，实际上并不与我强调的方法论相矛盾。揭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性体系与精神，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矛盾和悖论；相反，正是在多元文化冲突中才凸现出启蒙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也不是说它在理性与情感等问题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没有缺陷，而只是强调其特征之所在和其逻辑同一性的思想范式。比如启蒙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启蒙文学创作之间，理性建构、理性理想与理性实践之间就常常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因此“反思”与“评判”的工作应该意味着，一方面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其自身构建中有着怎样的内在矛盾和怎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它又是怎样在与启蒙相关的或各种非启蒙、反启蒙的思想因素的冲突中发生变异的，以及这种变异怎样影响了文化与文学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否则，若以“未完成的启蒙”来贬低那场启蒙，就会犯“以成败论英雄”的低级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完成不正证明了启蒙的深刻与超前吗？这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人类的思想要想得到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世代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6]
    


                     未来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需要怎样的启蒙？
    
    张光芒：尽管在方法论问题上我们彼此有着很大的分歧，而且看来一时也难以达成共识。但我发现我们有一个极其一致的方面，那就是都认为中国的启蒙远未完成，重提启蒙问题，重建启蒙体系，重整启蒙运动势在必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基本出发点的一致性，才使我们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也使这种讨论越发显得尖锐。
    张宝明：其实，我们也许都是目前中国另类启蒙的代言人。有意思的是，我们不是“超越启蒙”、“回归五四”的简单认同者，对“超越启蒙”的“超越”、对“回归五四”的“回归”表明我们已经走出曾一度让我们痴迷的历史乌托邦。既然我们都认定了启蒙的必要性，那么你我的“面对面”在本质上还是“启蒙如何一路走好”的问题。
    张光芒：首先，我认为21世纪的中国是个迫切需要启蒙的世纪，甚至较之20世纪这个文化课题更为突出。经济学界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还需要20年才能完成工业化，然后再需要30至40年实现现代化。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估计有些保守了，但我觉得这个估计其实是“冒进”了。因为它主要是建立在经济指标、社会结构等因素上面的；并没有将国民性问题、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整体提高等这些“现代化”的“内在”指标充分估算在内。
    张宝明：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个理论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再也没有比启蒙显得更为迫切了。这样说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意显示我们立意命题的重要。如光芒先生所说，毕竟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这样的“内在”指标不好用经济数字或其他数据来换算。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启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非要是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才算是启蒙。客观地说启蒙的潜流一直是在进行的，而且采取的形式也是较为稳健的。20世纪激进浪潮曾经一度一浪高过一浪。今天，我们不需要热火朝天的景象了；需要的是能够冷静地梳理启蒙阙失、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立意寻找良知外化的意义守成者并不断使之一天天多起来。
    张光芒：我十分赞同“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这一富有远见的提法。这一点既涉及到启蒙思想资源问题，又离不开启蒙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是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启蒙资源。一方面是对于西方启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存在着有误解。比如有人一直认为启蒙主义就等于理性主义，这就很成问题。如果将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作为西方启蒙内在张力的表现，就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历史现场”的感觉。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新理解中国的启蒙资源。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认为，我们的启蒙只要回到五四就行了，就解决问题了；另一种则认为五四启蒙失败了，现在它更是过时了。这两种倾向都不具备可行性。我们必须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重新理解，尤其要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继承现代启蒙传统，同时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打造底盘”还意味着必须以“扎硬寨”的精神，敢于面对“什么是启蒙”这样的纯粹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康德的时代，康德做出了回答；在福柯的时代，福柯做出了回答；在中国的今天，我们也要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不首先做出回答，争论就不会消失，思想就不会深入下去。这也是21世纪真正的启蒙能够到来的希望之所在。
    张宝明：说到希望，我以一位后启蒙主义者的立场解构2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史并不是本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为20世纪的坎坷、沧桑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在很多情况下，世纪先驱走过的百年心路也不断地辐射到我身上，因此我的写作过程也是和世纪先驱心灵互动的过程。这也是我说过的“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的原因。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苛求先哲，但至少我们可以避免再走那条弯曲的路。他们很多有益的思想遗产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解构”不是“破坏”，“批评”不是“指责”，在先驱建造的历史绿洲中再添加营养、滋润雨露，也许会将我们的启蒙之路走得更好！如同我曾经指出你的“建构”是“虚拟的历史”一样，先生所立意“建构”并希望“一以贯之”的启蒙架构，也正是我所提倡并举双手称赞的启蒙路径之一。
    最后，愿我们在启蒙求索的道路上为民族强盛、国民福祉的到来祈祷！
    


    参考文献：
    [1]张光芒：《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页。
    [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3]《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4]张宝明：《自由神话的终结》，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5页。
    [5]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6]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