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政治 
　　從十九世紀末，文化開始在研究原始社會的人類學中成為核心概念，到最近新制度主義對文化的重視，「文化」雖然在社會科學的很多領域當中成為主要關注部分，但是到目前為止對其概念的界定仍然沒有公認的定義1。
　　在眾多對文化的社會科學的認識當中，對文化的政治學的探討主要是通過「傳統的研究方法」 和「行為主義研究方法」來進行的。 
　　「傳統的研究方法」是指通過氣候、地理條件、傳統、習慣和人種的特徵來考察各國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或者各民族的思維方式、意識結構等，以說明各國或者各民族的文化特徵。在「傳統研究方法」裏對文化的定義有兩種，分別是「規範的定義」和「歷史的定義」。「規範的定義」 把文化看成在某一個社會裏所有成員都具有的一些價值，主要適用於對共同體整合程度比較高的原始社會的研究。「歷史的定義」則把文化看成從一個世代到下一個世代繼承下來的，主要適用於對按照傳統維持社會秩序的傳統社會的研究。雖然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源於十九世紀末的人種學、二十世紀初的社會心理學的影響，主要用於對集體意識和現象的研究，但是有的學者根據直觀論的解釋和主觀論的說明，區分出優越、強大的民族和劣等、脆弱的民族，由此得出人種中心的結論。因此，在十九世紀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人種差別主義者利用過2。
　　 「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將政治文化界定為「各個政治體制所具有的多種政治行為傾向的特定形式」3，將精煉的社會調查技術與發達的測量化方法運用於文化的實證性研究。雖然「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內部存在著各學者之間的差異4，但是以阿爾蒙德（g. a. almond ) 和維巴( s. verba)共同完成五個國家政治文化的實證性探究、寫成《公民文化》為開端，到目前為止，這一方法對政治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政治發展理論的代表者阿爾蒙德提出，與結構的分化一樣，文化世俗化也是一個政治體制發展的重要指標，政治文化的發展是整個政治體制發展的尺度5。 因此，政治文化成為當代比較政治學的主要領域，眾多研究都是運用「行為主義研究方法」來進行的。 
　　最近，當代「解釋人類學派」的創始人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提出了文化的符號學定義，即「一種通過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義模式，它將傳承的觀念表現於象徵形式之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人與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並發展出對人生的知識及對生命的態度」。6以對文化的符號學定義為基礎，結合歷史和比較社會學的方法，貝蒂（bertrand badie）提出對政治的「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即通過文化要素詮釋各個政治體系的獨特性。
　　「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把文化看成一個社會的成員們所熟知的、使用於他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意義體系，它有助於解決上述兩種文化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問題，並為研究文化與社會現象的關係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
　　首先，社會關係和相互作用不是以社會行為者之間同一的價值體系為前提維持和進行的，而是像格爾茲所看穿的那樣，以在互相理解和容忍對方行為之時所適用的一種「意義體系」為前提進行的。因此，擺脫了傳統研究方法裏面的「規範的定義」的局限。
　　其次，作為「意義體系」的文化雖然是由一個社會的歷史打磨出來的，但是因為它是一種高度抽象的構成物，所以也能夠經得起社會變動、革新、歷史的中斷等衝擊，並反過來為這種歷史的變化和變動賦予意義，從而能動地對歷史變動過程起作用。因此，彌補了將文化定義為一個被動的形塑體的傳統研究方法裏面的「歷史的定義」的缺陷。 
　　再次，對文化的符號學定義明確地區別文化和行為，把文化看成為行為的結構化提供原則的一種類似語法的規則。因此，它認為正如一個社會裏的成員雖然用的語言相同，但可以運用出很多種說話方法一樣，雖然一個社會的成員共有的文化只有一種，但可以擁有很多相互有差異的行為模式。這樣，它解決了對文化的行為主義定義的非一貫性、非潛在性、非持續性等的問題7。
　　貝蒂把這一模式的基本要鍵概括為：「要究明既具有控制一個社會的政治過程和社會過程變動的功能，同時由一個社會的歷史形成的文化代碼」。8 具體地說，他接受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的觀點，認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即「意義體系」是以界定神聖事情的宗教為前提形成的，並且主張通過比較分析每個社會都具有的信仰體系來導出各個社會的獨特的「文化代碼（cultural code）」。這種「文化代碼」在探究一個社會的社會物件，如：權力、共同體、法、規範等的獨特意義和取向的時候，起像鑰匙一樣的作用，使研究者可以解釋一個政治體系的獨特性和政治變動的特徵。 
　　另外，文化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因此對文化的研究需要歷史的方法。但是，作為表現一個文化的整體性的「文化代碼」具有基本不變的特性，因此通過歷史的方法，可以區分出可變的和不變的部分9。
　　政治作為一個包含權力的正當化過程等高度象徵性層次的範疇，與「意義體系」直接相關。因此，作者認為，貝蒂結合視文化為「意義體系」 的符號學視角和比較歷史的方法提出來的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對政治研究很有意義。比如說，為了使被統治者能夠理解和接受統治者的命令和要求，這些命令和要求必須具有適當的象徵樣式。當這一象徵樣式符合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有的「意義體系」的時候，它才獲得有效性，否則被統治者無法理解和接受統治者的命令和要求10。 
　　因此，貝蒂主張不同的宗教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產生，同樣，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社會變化的不同方式。比如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各有特點，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也存在很大差異11。
　　從以上內容來看，如同歷史社會學試圖通過對各國具體歷史的比較分析來究明各政治體系獨特的變化過程，探究其特殊性12， 對政治的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注重的也不是各政治體系的普遍性，而是它的特殊性。
　　以前的比較政治學批判是以功能主義方法為基礎，按照西方的標準追求政治體系的普遍特徵和一般化知識，進行比較分析的歷史社會學對之持批判態度，對政治的文化論研究方法的符號學模式也體現了這種精神13。
　　下面，首先為了明確本文的中國文化代碼導出方法，介紹和批評了採用文化論研究方法來對政治進行研究的兩位學者（s. n. eisenstadt和 bertrand badie）的研究成果。其次，主要以儒教和道教為中心，通過歷史的和比較文化的方法，從兩個角度，即對於聖界與俗界之間矛盾的認識和化解這種矛盾的方式，導出中國的文化代碼。再次，首先假定中國文化的定型是在秦漢時期完成的，同時中國文化代碼也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隨後提出中國傳統時期，由中國文化代碼形成的政治領域中的特徵，即非理性化傾向和現實主義傾向。

   二　文化的比較：以艾森斯塔德和貝蒂的比較研究為中心
    （一）艾森斯塔德的世界宗教分類論 
　　艾森斯塔德接受雅斯貝爾斯關於「軸心時代（axial age）」的見解，主張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開始有了超越秩序和世俗秩序的嚴格區分，出現了一些以超越秩序（即神的世界）和世俗秩序（即人的世界）之間基本張力為核心的宗教。它們產生於古以色列、古希臘、早期基督教、瑣羅亞斯德的伊朗、早期帝制中國以及印度教和佛教文明，從而結束了以古埃及的法老（pharaoh）制和古日本的天皇制為代表的神王時代。這意味著一個理念（ideology）時代的到來。人類自身的獨特領域從神王統治下解放出來，圍繞如何對之進行管理，展開了有關正當性的各種爭論。他認為這一事件對於主要文明，甚至對於人類的歷史，都具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