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只談到如何生的問題。關於生死問題，莊子認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78。生死猶如晝夜，都是自然而然的。莊子認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生死存亡之一體」79。生死存亡乃是統一過程的不同階段。可見，中國文化少有對死的極端恐怖，也就缺乏對彼岸天國的熱望。中國人信教不是為了解決死亡這種生命中根本的問題，而是解決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問題。所以，在中國，沒有發生過像西方的神聖羅馬教皇和薩克森諸侯、英王和法王、西班牙和荷蘭之間那樣因宗教信仰而爆發的戰爭。 
　　總之，在中國文化裏，現實的世界就是眼前的這個「人的世界」，個人得救的方式就是能夠養活以及安置自己的這個「身」，依靠傳宗接代獲得「身體化」的延續，使個人不朽，或者以「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式，使自己在後世獲得「心」的不朽。因此，中國人最高的宗教經驗是在人間世中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中國式的天國也只能是人間世中的「太平」或「大同」，也正因為這樣，中國式宗教行動主要是「平天下」的政治行動，而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式僧侶集團是政治掛帥的士大夫階層80。
　　中國文化代碼的這種現實主義傾向在政治領域裏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實用主義和實力政治的特點。 
　　1　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是中國文化代碼的現實主義傾向在政治領域裏所導致的最突出的特徵之一。重視現實問題的傾向造成了不重視理論和形而上問題，而重視實際效果和強調靈活性與適應性的實用主義特點。 
　　中國人相信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並認為只有人在社群中的實踐行為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中國人對過分「形而上」的抽象理論不太感興趣，中國文化中這一方面也不發達。十四世紀以前，中國在實用技術方面的貢獻遠遠地壓倒西方，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81。
　　在傳統中國的政治方面，這種實用主義造成官僚和學者們的關注點不是「形而上」的、純粹的政治理論，而是「形而下」的治國術。為了鞏固傳統統治者的地位，直接把人們所習慣的現實倫理關係和社會生活方式當作政治關係的基礎，即君臣關係。君臣或君民關係是父子關係、家庭關係在政治上的伸延與擴大，政治關係具有情感化、倫理化等特徵。82 
　　在當代中國政治裏，實用主義最突出地體現於毛澤東和鄧小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工具性解釋。毛澤東和鄧小平看重的都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粹理論側面，而是為實踐所需的工具意義。他們都認為符合實踐的課題，即中國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的理論才是真正的理論，否則只不過是一些教條。對於不適合當時實踐問題的理論，他們果斷地對理論進行再創造，使之適應當時的現實。因此，從這一方面來看，他們所創造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理論具有非常明顯的實用主義特徵83。 
　　具體地說，毛澤東努力創造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強調能夠解決中國革命具體問題的實踐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點在鄧小平的理論裏也可以發現。但是，他為了批判毛澤東思想的庸俗化、絕對化以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提出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目標，強調創造性地把中國現實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起來84。這種「不求形式，只重內容」的實用主義文化，在中國實行改革政策的時候很明顯地表現出來，是所謂「漸進式」制度改革方式（incremental approach）較容易被採納、並且行得通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漸進式」方式的實質就是在「先不爭論」的條件下、在正式制度可能還未改變的情況下，通過非正式的、逐步的（piecemeal）制度變遷，使社會經濟體制發生部分的變化，然後再開展正式制度的變革，讓這些非正式的變革獲得正式的法律形式。比如，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沒有變，但通過「家庭承包責任制」，使得中國農村事實上改變為一種農戶經濟；正式的市場交易不允許進行，就在私下裏先發展起「灰市」（grey market）85；在私有產權仍然被歧視的制度結構中，許多私有企業就變通地採取了「集體」、「合作」的形式，戴一頂「紅帽子」；許多正式的改革方案在爭議，就採取「先看一看、不下結論」的政策，允許其在舊的規章制度不變的情況下先自發地發展；更多的情況則是通過搞「試點」、搞「特區」的方式，繞開一些總體規則修改的難題86。 　　 
　　2　實力政治 
　　中國文化代碼的現實主義傾向也造成了政治領域裏強調實力的特徵。這就是說，政治權威的取得和維護都要以暴力為後盾，血緣和選票的作用是輔助性的，軍事實力實際上構成統治者政治權力的核心部分，這種現象在前現代社會和轉型中的社會非常普遍。
　　實力政治的最大流弊，在於社會動亂和戰爭的頻繁，世代累積起來的文明成果常常在狂風驟雨般的變亂中毀滅殆盡，傳統中國政治始終沒有發展出一種能夠有效地避免戰亂的機制。 
　　在當代中國，雖然避免了傳統中國時期的不斷戰爭狀態，但是重視實力的特點還存在。這一點在以下事實中可以得到證明：與許多國家不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由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控制和指揮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相對處於國家行政機關之外，作為國務院一個組成部分的國防部的職能則只是管理國防建設事業87。 
　　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天下大亂的情況下，居然沒有發生全面內戰而保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其原因是毛澤東仍然控制著軍部。在軍部主導下的黨和國家的重建過程中影響力增加的林彪，想趁這次機會奪取國家領導權而最終失敗的事實，也表現出實力政治文化在當代中國政治裏依然存在88。 
　　另外，有的學者指出，鄧小平對軍部的控制和掌握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否則很難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提供穩定的政治環境。89 
　　實力政治文化的另一個特點是，由於它是一種全輸或者全贏的零合博弈（zero sum game），從根本上講它只有鬥爭而無妥協。妥協都是策略性的和階段性的，而是非制度化的和非穩定化的，得不到鬥爭各方的心理認同和自覺遵守。中國的政治鬥爭史，要麼是三足鼎立，要麼是兩虎相爭，要麼是一方佔據絕對優勢，即絕對專制，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團總難以用談判方式來解決分歧。 
　　在天安門事件的過程中，學生堅持要政府承認自治組織，政府拒絕這個要求，因此形成一個僵局。事實上官方與學生不但有接觸，而且進行過多次談判，從理論上或從西方的角度來看，可以達到優於各自按自己的利益選擇的結果。但是，雙方都對對方能否遵守雙方之間的協定沒有把握，需要解決的困難是如何保證雙方都遵守協議。然而，這一過程中，雙方沒有找到解決的方式以及恢復互信。此外，在談判中不能得到妥協的原因是民運的領導權，愈來愈落在激烈分子手中，較為穩健、對現實估計較為正確的人物都被排擠在領導圈之外。於是一部分激烈分子取得了整個民運的領導權，拒絕接受其他人士提出的和解妥協方案。加之政府堅決拒絕任何一個要求，最後造成民運本身和中國的悲劇。 
　　談判不能獲得妥協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文化代碼的現實主義傾向所引起的全贏全輸的實力政治文化。至少有一方要全贏，另外一方害怕全輸，學生在要求承認學生組織和取消四‧二六社論的問題上要全贏，否則寧願全輸。政府怕一旦對學生做出讓步，就會全輸，認為「再退就要把中國送給他們了」。全贏全輸，還派生出另外一個作風，這就是「秋後算帳」。勝利的一方，在不能全贏的時候，暫時作策略上的讓步，等到局面對自己有利，對方力量削弱的時候，再去「算帳」，最後還是造成一個全贏全輸的局面。學生害怕秋後算帳是有歷史和思想上的根據的，這就是最典型的實力政治的全贏全輸的文化導致的例子90。 

   五　結 論
　　本文主要探討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