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與實施64。在作者看來，在政治方面，非理性化傾向的最突出的表現是人治和權威主義。
　　1　人治 
　　人治，是政治方面由中國文化代碼派生出來的非理性化傾向導致的最突出的特徵之一。它的涵義是個人意志和個人權力凌駕於一切法律、倫理、組織和制度之上。人治在歷史上是起過進步作用的，這樣的專制權力曾為中國水利農業社會的治理帶來很高的效率65。其特點如下： 
　　第一，決策權高度集中於一人之手，沒有任何制約，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而且為惡的效率不低於為善的效率，國家命運如何，全繫於統治者的個人能力和品行，造成了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局面。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君主被認為是半神聖化的「天子」，他在符合「天意」的限度內擁有無限的權力。此外，他主要以按照天意、天命行事而成為道德模範的方式，使老百姓服從他，標榜為一個能夠理解和感覺老百姓苦衷的存在。有人把這種特徵稱之為「溫情主義」（paternalism）66。
　　第二，層層的人治，導致人們普遍需要和尋求權力的庇護，從而結成了複雜的政治利益關係網絡，除最高統治者以外，每一社會成員都有特定的政治依附，形成一種「跟人的文化」，最終導致體制固化和社會僵滯。這種現象對派別的形成起到關鍵的作用，即派伊（lucian w. pye) 提出的「因多種原因保持親密的關係、認為可以相互信賴和彼此忠誠、針對共同敵對勢力的人們的關係網」67。而且，為以這種派別的運行和互相作用為核心的派別主義（factionalism）政治提供了基礎。
　　第三，人治政治有強烈的隨意性、偶然性和神秘性，人們對社會政治生活很難形成穩定的預期，權力運行黑箱化，升遷法則是唯唯諾諾、因循舊習。所以，中國的人治政治非常強調德治和禮治，最終使權力崇拜和道德崇拜結合在一起，法的作用更見衰微。
　　在傳統的中國，人治的傳統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特點。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人治政治仍有重要的影響。從1988年到1989年進行的「中國公民政治質素調查與研究」的結果來看，甚至改革開放以來人治傳統也得以繼續，即中國公民在對人治和法治的偏好方面，仍然顯示出不徹底的法治意識。在對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看法方面，人們也仍然取向於政策性目標而不是制度性目標68。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草創階段，中國政府的法制建設事業就遇到了嚴重的困境，即1957年開始批判「法律至上」，以後整個立法工作的速度逐漸放慢，國家很少制定調整行政關係的各種法律、法規。到了文革時期，整個國家法制遭到空前毀滅性的破壞，憲法實際上被廢除，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利毫無保障，刑法無法可言，罪名可以隨意設定，刑罰可以任意施加等。雖然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政府法制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就，政府的各項管理工作日趨法制化，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各項利益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護，特權和腐敗現象受到法律的嚴格控制69，但是直到1999年九屆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規定增加為憲法第五條，這一事實反映出此前中國政府對法治的認識並不高。
　　2　權威主義 
　　權威主義是在政治方面中國文化代碼的非理性化傾向所導致的另一個突出特點。重視整體、強調和諧、反對分裂的中國文化代碼的非理性化傾向，使中國政治權力不僅擁有力量意義上的權力，也擁有權威意義上的權力。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統治者被認為既是世俗秩序的管理者，也是超越秩序的代表者。而且，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使超越秩序和世俗秩序保持和諧的狀態。所以，中國的統治者與其他宗教文明相比，擁有很高的正當性。伊斯蘭教文明嚴格地把權威和力量區分開來，全面否定政治權力的權威性，世俗秩序的政治統治者只依靠力量意義上的權力來統治，政治統治者根據力量的強弱，隨時可能面臨正當性的挑戰。基督教文明雖然把政治權力規定為「由神委託的」，確保了君主力量意義上的權力和一定程度的權威意義上的權力，但是為了爭奪後者，君主要與教會進行競爭。因此，與中國相比，其他文明的政治統治者的正當性基礎相對薄弱。 
　　中國傳統社會裏的人際關係，基本上是從垂直關係而不是水平關係出發，表現出對權威的從屬關係。在這裏，政府是一個代表最高的、絕對的道德的象徵物。而且，基於這種道德的政治權力總是具有很高的權威性70。
　　在中國，所有的權力都是從上面、中央及唯一的最高領導者派生出的，地方政府只是絕對的中央政府的代理者和集中化的權力的從屬者71。 
　　這種對權威的感情和態度，通過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即家庭生活的經驗來形成。權威的權能通過對孝的強調世世代代繼承下來，對權威的態度是以對年長者，特別是父權的絕對性服從的方式表現出來。在兒童期，對權威的最初經驗是從接受父權的權能開始的，個人感覺到自我的價值與對父權的尊敬的表現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由此認為權威等同於父權的絕對性，對父權的否定是反道德的、罪惡的72。這種在家庭生活裏對父權的自覺，就成為社會團結和政治服從的心理基礎，而且非常強調對父權的絕對性服從等同於或者應該發展到對官權和皇帝的服從和忠誠心73。 
　　特別是，在家庭生活裏孝的實踐是一種對政治權威服從的表現。同時，對中國人而言，「革命」這一概念被認為不是要廢除權威而是要求更強有力的權威74。 
　　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權威主義傳統繼承下來，在對政治的看法上仍然保留了「敬而遠之」的一種矛盾態度，即既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又回避政治、不願意參與政治。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建立一個像西方那樣的多元化社會75。
　　另外，權威主義使國家領導者可以在沒有具體或特別的說明和道歉的情況下改變政策，而且這樣的行為很容易被國民接受。歷代中國領導者在否定以前的政策而採取新政策的時候，常常不是採用獲得國民的同意和參與的方式，而是以「新的政策才是正確的」邏輯進行說服和宣傳。同時，易於接受領導者的政策變化方式的中國人的態度也是基於對領導者的忠誠、對權威的服從76。

 （二）現實主義傾向 
　　現實主義傾向也是傳統中國政治領域裏最突出的特徵之一。這與中國文化代碼中以世俗秩序為中心的特徵直接相關聯。佛教、伊斯蘭教及基督教等宗教都把生死問題看作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關心死後如何如何。但是，儒教和道教則把生死看作自然的過程，認為對死後問題不必考慮。它們關注的中心是「如何好好地生活下去，如何建設好現實的秩序」。 
　　舉基督教的例子來說，許多學者喜歡說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這自然是強調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作用。基督教徒相信上帝創造了宇宙和人，人的始祖亞當和夏娃背叛了上帝，所以人人有罪，人類生活的目的在於向上帝贖罪，人應該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以邀神寵，方可回歸上帝懷抱。《聖經》中耶和華與撒旦的鬥爭，不是人世現實的糾紛，而是人類靈魂中的自相衝突，基督教徒追求的超越是靈魂的洗禮。在基督教中，人神關係高於現實的人際關係。基督教徒是以靈與肉的分裂、靈與肉的雙重痛苦為代價來追求意念超升、心理淨化以及與上帝感通的狂熱與陶醉，現實生活中卻是默默地忍受痛苦，當別人打你左臉時，把右臉也轉過來讓他打。他們把人生的意義寄託於上帝，寄託於超越此世，寄託於來世的天國。現世的痛苦被視為通向幸福彼岸之橋，被釘上十字架、鮮血淋淋的耶穌是人人崇拜的偶像77。這在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 
　　相比之下，中國人追求的是現實世界的快樂，而不是把幸福放到遙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儒教的創始者孔子否認鬼神的存在，不承認死後問題是值得討論的。孟荀都未談到死後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