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常是现代性普遍趋势与复杂多变的现实地形相互作用、相互妥协的结果。种种经济、社会、种族、文化、政治的条件和障碍都可能在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上留下决定性的印记。而民族主义的非文化主义性质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和文明史意义上的文化不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天然依据和屏障。经验的直观告诉我们，共同的语言、习俗、伦理规范、历史记忆往往是特定人群致力于建立民族国家，为自己“文化”提供“政治保护伞”的充分条件。这同时也预设了民族主义深刻的、难于充分理性化的历史、文化、心理和感情纠葛和潜在的排他性。在文化差异性之外，我们亦不能忽视空间的差异性。这指的未必是地理或地缘上的不同，而是在资本主义由中心（欧洲）向周边作不均匀扩展过程中各民族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和体验。正如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在中国文明史上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derivative)，民族主义在中国亦属“拿来”之物。近代中国在由一个以“文化”为本的世俗帝国向以经济为本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要求我们的研究视角由“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作适度的倾斜。这不但有助于我们考虑民族主义的自然史、社会史、文化史制约，也提醒我们在发展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同时注意这一概念框架本身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压抑和扭曲。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将有益于我们以民族主义研究为切入点把握当今世界上复杂的权力、利益关系，进而对整个现代性问题及其理论体系进行建设性的修正和批判的反思。
３）如何辩证地描述和分析民族主义问题及其同当代中国的相关性：在此，立场同它的理论表述之间，理论表述同它的立场之“再现”之间必然形成一个充满张力的“解释的循环”（hermeneutic circle)。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无法脱离它在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的自主意识和话语策略而存在， 而这种自主意识和话语策略的活动又反过来指示出置于全球环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状况。这一切对我们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和我们的知识准备提出了新的要求。
让我们先对媒体中的“中国民族主义”作一点语用学分析，随后再来讨论民族主义理论的当代进展。稍事留意身边的报刊就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的用法同民族主义的现代所指和理论内涵毫无关系，却恰恰还是在拿“华夷之辨”、“天朝心态”这类长久存在于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与近代民族主义原则誓不两立的传统世界观作文章。不言而喻，这种自我中心的宇宙观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经以西方列强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却一直阴魂不散，也一直是意识深处以“欧洲中心论”为天经地义的西方媒体和主流学术界锁定的“研究对象”。在一百多年来的“东西碰撞”之后，近一、二十年来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内部兴起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不但没有给大中国主义的回潮提供捷径，反倒使它在许多人眼里显得更加丑陋背时，无处栖身。顺便一提，一些新儒家学人视全球资本、信息的多极化为“儒教文明”的复兴提供了历史舞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批评“儒学复兴论”忽略了在“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发生“短路”的危险是必要的；但把它也算作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则是指鹿为马，只能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因为新老儒家“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主义所持的正是与“民族国家”工具理性世界观针锋相对的文化主义“天下观”（这一文化遗产在后现代多元社会里有何新意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此存而不论）。列文森(JosephLevenson)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第一卷里由“天下”和“国”的对立着手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断裂，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在他看来，中国几代读书人面对近代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痛苦的思想转变可以概括为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以冀“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的胜利”（1965年英文版第100页）。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一旦“传统”本身无法继续成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自明的目的，“民族国”或“民族国精神”（我个人以为后者比“民族主义”更能传达“nationalism”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就必然成为“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鲁迅·《伤逝》）的所有中国人命定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指责中国“民族主义”就好象抱怨中国人竟也要自强、要启蒙、要现代化，不想作“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二等或等外公民，很有些假洋鬼子不许阿Ｑ革命的味道。老实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发展早已突破了要“天下”还是要“民国”这一梁启超、章太炎时代的问题框架，并深深卷入了晚期资本主义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矛盾。但与此相左的是，西方大众媒体和主流“中国研究”界在塑造当代中国形象时却仍在情不自禁地弹奏“东方主义”的古典旋律：神秘叵测的东方，在梦想中占据着世界的中心，没有时间，没有历史，一切周而复始，一成不变。无论出于无知还是有意，这种概念和时序的错乱都暴露了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对现代性时代的后来者的优越感和盲视。而国内报刊上俯拾皆是的“神秘的东方”，“古老的文明”（这里既有赤裸裸的商业广告用语，也有其貌似高深的学术版））则好象是说不这样对号入座就不够“世界化”，有碍同“国际大循环”“接轨”，令人哭笑不得。
与此相反，另一种“中国民族主义论”谈的则是所谓“现实政治”(Realpolitik)，其推理无非是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带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扩张，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牛”，以至挑战和动摇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事实，对于这样的局面，一切现存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都会戒心重重，更不用说经历过两次资本主义世界大战的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了。他们可真是“前事不忘”，“未雨绸缪”，不但重温未能处理好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惨痛教训，更不时地提醒自己在近代史上曾使中国经历了何等的挫折和屈辱。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历史积怨的崛起民族”（美国《外交事务》月刊语），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或“国民意识”自然成为列国纵横家们跟踪取样的重要情报参数之一。但这种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考虑正点明了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维护各自利益的竞争关系，并从反面承认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上，从资产阶级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着眼的西方右派策论家有时比立足于文化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国际主义知识分子”对问题有着更为清晰的把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白鲁恂（LucienPye）有句名言：“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麻烦在于它身为不折不扣的文明体系却想混入民族国家之列(the fundamental problem in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