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民族主义对不对，合法不合法，也不是中国人有没有资格谈民族主义，而是谁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更为深厚、广泛的国民意识和政治参与的基础上，谁的民族主义具有更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在内部更为坚实柔韧，在外部较多开放性和包容性、较少排他的文化或种族自我中心主义，从而在全球性竞争中占据道义上、理论上、意识形态上和舆论方面的优势和主动。这种竞争不但发生在社会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和区域之间，也同样发生在型态相近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学理上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理论表述是一个问题，如何在集体幻觉和生存政治上客观地从属于、服务于民族国家的社会生产和文化生产体制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里竞争和认同本身不是目的，它们的意义只来自为争取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型态所作的集体努力。
在上述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两种主要话语形式之外，还有其它各种相对次要的“民族主义”用法。 它们有的点到中国人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种族偏见和大国沙文主义。在更多场合，给别人戴的“民族主义”帽子同留给自家用的“爱国主义”并无实质区别。 在此，对家园，土地，语言，文化，历史，族群以及种种民族图腾，国家象征的感情连系都是“民族主义”的滋生地。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爱国主义的“自然资源”可谓取之不尽。依此推想，中国民族主义也一定来势汹汹。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则是冷战结束后“自由世界”意识形态左顾右盼寻找新的“罪恶帝国”的副产品。在这种眼光看来，“民族主义”顶替退出历史舞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而入场，是抗拒西方“世界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潜在形式。这些“理论”既是“中国威胁论”的依据，又是它的产物。将这些局部的，片面的意象拼凑起来，自然得不到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全面认识，而至于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就更在云里雾里了。
事实上，从洋务运动始，中经变法、启蒙、革命、抗战，直至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为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清晰的背景。早在二十年代，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一边援引西方进步思想同鼓吹尊孔读经的军阀专制作近于绝望的文化、思想抗争，另一方面却没有忘记培育国民以反帝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平和冲淡”的小品文闻名遐迩的周作人，就发表过多篇激烈主张“排日”，为他所谓“正当的民族主义”张目的文字。在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元旦《世界日报》新年增刊上的“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一文中，周作人以揭露日本通过《顺天时报》毒化中国国民精神入手号召知识界反抗帝国主义的“强横的言动力”。仅隔两周，他又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以“国民”的名义要求“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立即解散”，并鼓吹在民众中传播“日本与中国的利害相反”的观念。尽管周作人对日本文化极尽赞美，在政治上持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日后更陷入汉奸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但在新文化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却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倡民族主义的觉悟与勇气。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世界主义”的一代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自觉的民族主义者。两者不但不互相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
当今，民族国家体系正经历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人类经济、文化生活的“跨国化”或“全球化”；一是民族国家内部差异性和自主意识的抬头。然而两者非但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上证明民族国家的消亡，反倒为它提供了当代形式。我们只需注意当今区域性经济合作，如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无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也都牢牢地依附于民族国家的经济、法律、政治基础（香港的殖民地、国际城市、华人社会的三重性使她成为一个“证明一般法则的例外”）。六十年代以降全球性资本、信息和人材的加速流动造就了一批“跨国精英”和文化、政治上的“边缘人”。他们或许可以成为跨民族语境交流的中介（以及这种交流的艰巨性的见证），但我们对这种“边缘位置”自许的“本体论”意义（“边缘”、“流亡”、“杂种”、“海外群落”等等都是近来西方学院界的时髦话题）却不益高估。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来说，逾越国界及其象征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不平等秩序是何等的不易；民族国家的格局又是多么经常地决定了个人和集体的命运。无疑，在环境保护、太空探索、扫毒、维持地区和平、救援难民、防治爱滋病等方面人类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但这离哈贝马斯所谓的“世界内政”(world domestic politics)和超民族文化的“世界共和国”构想还很远。哈贝马斯的启蒙普遍主义在这一点上暴露出其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理路和欧洲中心论思想。
另一方面，从北爱尔兰到魁北克，从巴斯克、苏格兰到库尔德人聚居区，我们又在目睹民族主义突破现存民族国家格局向“族裔自主”发展的趋势。面对这一尚不明朗的新一轮“民族独立”浪潮，我们同样不能陷入本质主义或意志论的思维，而必须把握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性和客观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从来不是建立在纯粹的族裔、血缘基础上，而是一个特定经济、社会、文化群体政治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这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规定的实现不以单纯的个人和集体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根源。换言之，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想象的构造”（安德逊），但这种想象的构造却是在历史无情的多元决定之中具体地生成的。那种以主观、绝对的民族主义修辞有意无意为分裂中国造势的努力既没有理论依据，也没有现实说服力。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不是没有答案的字谜，更不是知识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的投身乃至献身中积累了经验、观察和初步的分析框架。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予意识。这种姗姗来迟的民族主义不但是“正当”的，而且其表现方式总体上说也相当的理性、温和。这同一个新生的经济民族的务实心态正相协调。而真正的大问题在这里刚刚开始，这就是：被现代性普遍潮流激活的当代中国社会能否从自身历史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中创造出不同于经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