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犹太教与希腊思想结合的产物。基督教原始教义努力寻求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调和统一。奥古斯丁认为，值得具有的知识是关于上帝和自我的知识，“了解是为了信仰，信仰是为了可以了解。”人被视为存在之思的主体，理性仍然是了解自我与世界的主要手段。在人与上帝之间、原欲与理性之间，首先强调的是上帝和理性，上帝是人创造的，它的神性实质上是人的理性意志的体现，因而，原初意义上的上帝便是人的理性本质的升华，表现出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追寻趋向于理性的和精神的境界。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精神被推向极端化，教会绝对权威的确立，使哲学变为神学的婢女，理性被贬作信仰的仆人，只限于对天启真理和基督教义的道德化阐释。作为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上帝，不再是与人的理性相统一的宇宙理性的代表和象征，而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如刘建军先生所说：“上帝作为至洁至圣的精神内涵——真、善、美的内涵，被歪曲成与至真、至善、至美相对立的‘精神暴力’形式；活生生的人学体系被转换成了冷冰冰的神学体系。”
　　
　　三、近代主体性观念
　　“重新发现人性，这就是人文主义”。近代文化精神从张扬人性开始，挣脱中世纪教会权威枷锁，重新确立人的中心地位新时代的文化成念为指导，掀开近代意识形态存在之思的序幕。
　　新时代的文化成果为新型主体性观念的建立提供了有力支撑。自然科学的蓬勃兴起给文艺复兴注入了新的生命，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盖勒的医学再勉强扩展也不能包括种种新近的科学发现。这些成就不仅为时代带来巨大的财富，也大大扩充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赋予人类以空前的自信，强烈地激发起人们的追求意志和生命欲望。他们惊叹自然界的丰富宝藏和无限潜能，开始认识到人类自己的巨大威力和无限光明的前途。这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氛围，使人的形象空前伟岸，人的精神空前独立、高蹈，人们渴望与上帝比高，与天神为伍，形成“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时代心态。因此，造就了数以百计的文化巨人，形成一个“巨人的时代”。
　　主体性精神的发展，既有赖于感性生命的蓬勃，也需要理性思维的论证。经过文艺复兴洗礼后的17世纪，人们对彼岸世界的上帝失去了原有的崇敬与信赖。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自然科学取得的丰硕成果昭示人们，宇宙是井然有序的，因而，社会也应有自己的规范与秩序，个体的人的自由必须合乎或服从于社会规范，而不是一味地“做你所愿意做的事”。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人的本体来看待，赋予人的理性以至上的地位。在这种精神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便以理性作为自己的生命。相比于人文主义思想，这种唯理主义更注重人的理智对情感欲望的制约，强调对自由的理性规范。然而，17世纪是封建专制十分强盛的时代，服从王权成为最高的理性，可以说，17世纪是对崇尚感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一次调节，使人的感性和理性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四、文化中的“存在之思”
　　当启蒙主义建树起人类理性的最高权威时，近代主体性观念也由此确立。如梯利所言：“尊重人类理性和人权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这在十八世纪普遍流行，人性、善意、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脍炙人口。”启蒙主义全面构建着近代主体性观念，使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成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基础。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秩序在法国的巩固，西方主体性观念全面确立。近代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最终是以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社会民主为旗帜并达致成熟，形成19世纪西方文化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确立并普及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价值。表现于文学，使人道主义成为19世纪小说家观照现实、描写人生的思想立场和基本原则。雨果从人道主义出发揭露“悲惨世界”的形成缘由，主张用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道德感化来净化人心，消除社会痼疾，其作品通篇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这种光辉使凶险人间保有温情，使浪子回头，人性复归，使穷凶极恶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真善美最终战胜了假恶丑。狄更斯希望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对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已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使人道主义原则与现实社会关系发生尖锐冲突，导致时代精神的困惑。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困窘，又使西方近代文化展开对“存在之思”的反省和重审。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现实存在，深切关注社会价值观念层面的主体性精神与现实社会中主体性存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