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建设 “本位文化”论 民族主义  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本位文化”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渊源及其对待东西方文化之关系、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立场和态度。认为“本位文化”派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强调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反对盲目模仿外国，在固守民族本位的前提下审慎地承续和变革传统、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这在今天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碰撞交融，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时激起巨大波澜。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再度加剧，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出现了中西文化论争的高潮0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论争中的“全盘西化”论遭到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和摒弃，“本位文化”论也被认为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to，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笔者认为，“本位文化”论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广博的民众基础和显著的社会效应，对于今天我们思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保有和创新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当时的社会心理基础

    《宣言》的发表时值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之后，《文化建设》杂志又有官方背景，因此一直以来更多地被解读为对“新生活运动”的呼应。笔者认为，如果仅从政治层面去剖析，而忽略深层的社会心理基础，就很容易落人意识形态话语的案臼，流于肤浅与偏颇。所以笔者首先拟从《宣言》思想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去对其进行解读。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形式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后，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整合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达到了军事、政治权力集中，稳定和完善国民政府政治统治的目的，并开始了建设国家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政府整合各派力量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进程是伴随民族危机的再度加剧而展开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再度加剧，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因此，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建设蕴含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宣称:“人之减否，固关系乎政教，而社会习尚所予人之熏陶锻练，其效力迅速而普及，实非任何政教制度所能比拟。关于政教制度诸问题，政府方从事于改造，自不必赘;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吾人若不愿束手待毙者，应不坐侯其自然的推演，必以非常手段，谋社会之更新;质言之，当以劲疾之风，扫除社会上污秽之恶习;更以熏和之风，培养社会上之生机与正气;负此重大使命者，唯新生活之运动。”抛开“新生活运动”在政治层面的企求，就其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基础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诉求于社会建设方面的映照，是希望“值此国家存亡危急之时”，“以非常手段，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谋社会之更新”。

    《宣言》提出的主张，也可以说是民族立场和忧患意识在寻求中国文化出路时的体现。《宣言》指出:“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要想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咽王新命等在《我们的总答复》中又说:“总括起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故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一种民族自信力的表现……”《宣言》的立论，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本位立场。这种立场，既是山河破碎、国事陵夷等现实层面的因素所催生的结果，也是在文化层面探求中国文化出路时对“全盘西化”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