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授中的樊仲云回忆说:“这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几个朋友于吃完了饭之后，从各方面的闲谈，慨叹地讲到中国的沦亡。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涣涣大国成了帝国主义者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从英国回来的学生，觉得英美的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理想;而从苏俄回国的，则以为中国也应该有苏维埃制度;最近由于意、德两国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兴起，于是有的人主张中国也当来效法一下……这是民族自信力的丧失!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于是我们提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主张。’，叫可炳松也说:“其实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此外别无他意。’，IN从《宣言》作者的动机看，主要也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

    因此，从社会心理基础这一层面来看，《宣言》的出台，不应该看作是“御用文人”的应制之作，它是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历史现实在知识精英阶层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宣言》也是对“西化”困境的反思。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西方文化思想广为传播的影响下，传统观念与传统社会结构受到激烈的冲击，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都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变。然而，这些现代性的转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变化，即使在精英分子层面，也是如此。多数人对于现代性、现代化的认识，基本上仍停留在“西化”即“现代化”的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造成战后欧洲的衰败凋零，给大多数沉浸在“五四”余绪中，在学习西方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科技无力解决现代化的一切问题。正如梁启超所言:“讴歌科学万能之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只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响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偿惶失望。’，阴社会的公正、道德的完善，不能寄希望于工具理性。西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种现代化的新思路，给一部分知识精英以启迪。他们转而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具有现代性的恒常价值资源，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并进而解决由之带来的人性疏离、道德沦丧、意义迷失等系列问题。《宣言》提出“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的观点，既承继前人，又体现一种开放的胸怀和科学的意识。虽然《宣言》本身没有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具体方案，但这种胸怀和意识，足以让人充满敬意。

　　二、“本位文化”论的思想渊源

    诚然，“本位文化”派的主张在思想倾向上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与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为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定下了基调，此后延续到洋务派、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本位文化”派的主张，也可谓由此辗转而来。

    首先是民族本位和忧患意识。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其论调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本位和优患意识，这是与19世纪中叶以来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碰撞、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国粹派“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从‘亡天下’的高度，深刻体认了民族文化的内在危机，密切关注中国文化的现实命运。在他们看来，文化独立是一民族政治独立的前提和根本，而文化独立精神的丢失，无疑即是民族的灭顶之灾’'}x}a 20世纪30年代，民族文化的重建尚未完成，国家又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厄运。此时，“各种不同的主张竟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本位文化”派的这种呼声，所表现的正是企图回复民族文化昔日荣光的民族感情以及深沉的文化忧患意识。

    其次是具有相似的变易观念。在如何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探索中，他们并非断然割裂与传统中国的联系，也不是企求回到“上古三代”去寻觅依归，而是主张审慎地、不激进地变革传统，将“变”寓于“不变”当中。正如章士钊在《新时代之青年》中所谈，‘’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忌，艳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m。因而，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他们主张“从变革过程所必须的历史连续性上，从现代化的积极的中介和杠杆功能上，重新肯定传统价值系统、意识形态和权威形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并在这一基础上渐进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pol。这种变易观念在“本位文化”派那里同样得到体现。如王新命在<全盘西化论的错误》中指出:“其所以主张不守旧，正是因为中国农业的、封建的文化，必然不足以适应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其所以主张应把握现在，是因为生为现代的人，不能和现代分离，自甘退出‘现代化，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