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在皖南一个临江小村，那里的农民直到现在也很少出外打工，许多人一生最远只进过三十里外的县城，但就是这些“锄头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也多得很。若问他们何以如此了得，那可就要归功于我们国家无远弗届的各种关于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宣传了。
　　乡下人有一种无可撼动的信念：凡会议报告、标语、口号、墙报广播、报纸（难得一见）电视（八十年代中期才有）上讲的，都绝对真实，必须照单全收。我那当了几十年民办教师现在已经光荣退休的老父亲就是一个代表，初级阶段初级媒体上的一切，他都信以为真，即使被反复证明为虚构，欺骗，也无济于事。他算读书人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更不可救药。鲁迅有篇杂文《难行与不信》，极写中国农民的疑心之重，但那恐怕只适用于江浙一带，不能拿来抹杀吾皖村民“虽九死而不悔”的迷信。
　　关于“外国”的知识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种知识对老百姓非常重要，他们喜欢在田间地头或夜晚昏暗的灯光下，说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来自异域的消息和不太能接触到的本国高层政治，在他们眼里并无两样，都可以用闲谈的方式转换成贴近的存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什么时候没有了，就空得慌。
　　用心理学来分析，这大概是无权无势的农民对不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病态渴望罢。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老百姓对远方和外国有一种天然的关切和沟通的愿望，此种关切和愿望，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满足这种好奇心的知识本无所谓善恶，问题在于，谁向他们提供据以想象外国的材料？谁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在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同时，向他们输送关于外国的知识的人，又怎样满足了自己？这些都大有讲究。
二
　　“五四”时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向国人灌输关于西方的知识，无论段祺瑞还是袁世凯，都忙于打仗，无暇参与。蒋介石政府很多官员都很西方化，但这样一个政府也并不充当向国民输入西方知识的职能。49年以后，情况一变，中国人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不再主要通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国人一样，都得接受国家行为的关于西方的权威叙述，他们从启蒙者、说话人变成了被启蒙的读者和听众，尽管许多场合，他们仍然是关于外国的知识的实际传播者。
　　这种格局至今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习惯成自然，很多知识分子向国人宣讲外国的东西，总是偏向于既定的“舆论导向”。外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对外国的研究和描写，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他们的声音远远敌不过国家行为的权威叙述，就像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永远敌不过媒体的浅薄的关于外国的观光游记和电视新闻。
　　认识西方、世界和美国，作为“他者”的认识对象有某种推动作用，但关键还是认识主体，认识“他者”的方式因此成为认识主体自我建构的方式。
　　美国也好，其他西方国家也好，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一直变化着，这主要因为“中国人”本身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有多少“中国人”，就有多少关于外国的认识。含辛茹苦的“洋插队”，满面春风出国考察的官员，官员们送到国外的趾高气扬的“子弟”，各自眼中的西方肯定不一样。站在中美关系全景角度来看，美国是一种形象，而在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中又是另一种形象。知识分子因为代表不同利益，根据不同经验，眼中的外国自然千差万别。老百姓对外国的想象，固然主要为宣传品所控制，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老百姓听到有关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外交词令，总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它们改造成有趣的民间文学，以投射他们的感情。找来一百个“中国人”，把他们对美国的幻想拼在一起，将是一个非常混乱而又有一定秩序的图景。各种不同的西方形象到中国后，怎样经过各类“中国人”的过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三
　　一百年来，中国人对外国的知识可谓两头大、中间小。晚清到40年代，先后有多次被迫或主动的开放，和国外的接触面比较宽广。49年以后直到70年代，是新的闭关时代。将近30年的封闭成为一段特殊的历史。现在中国三代人人对外国的想象那么残缺，主要是这30年造成的。我们社会的人口主体是这30年培养起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3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才发生了很大的问题。80年代开始了新的开放，和外国的接触赶上甚至超过了“五四”至四十年代，所以说是两头大，中间小。
　　80年代的西方研究较之“五四”，虽然接触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无论研究者的素质、心情、经验、姿态和“期待视野”，还是客观的社会需要与制约，都很不一样，由此收获的成果当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五四”和西方的接触，导致了中国文化内部一场深刻的革命，80年代重新睁开眼睛看西方，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社会文化大震撼。80年代上半期，国门初开，似乎感受到了震撼，但现在看来，那只是一种错觉。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虽然社会经济和道德伦理、风俗习气方面，变化颇大，但中国文化一些基本的现代性预设并没有怎么改变，许多重要的方面仍然循着“五四”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推进。
　　“五四”时期，中国人是在对自己固有的大传统彻底绝望的情况下，转而向西方学习的，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是用“五四”开辟的现代中国的小传统所固有的逻辑来重新发现西方，这种发现要想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就必须对发现者自己所依据的中国现代小传统有所批判。
　　实际上，这正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重新发现”西方时一直在做的工作，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认识西方的方法：回过头来看西方。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交往中，中国已经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中国被西方殖民、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许多学者相信，从这个结果上，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西方对于我们的意义。
　　一方面继续看西方，一方面回过头看历史上的西方在中国身上打下的印记。前者是“往前看”，密切关注和当代中国共时态的西方，后者是“往后看”，即看一看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与西方交往以后的实际效果。
　　我们还不能从八十年代以来所介绍的许多西方的新经验与新学问来预测继续看西方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可以很实际地看到我们以前看到的西方在中国的效果。“往后看”更多的是经验主义的，可以作为学术的个案，加以从容的研究，而“往前看”则不能避免许多现实的限制和功利的目的，具有某种无法排斥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
　　一个是正在面对正在学习的西方，一个是以前曾经面对曾经学习过的西方。两个西方同时存在，使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认识颇不简单。西方人不仅在我们眼前，也在我们脑后。两个西方在中国是两种思维的交错，又像两面镜子，彼此映照乃至相互批评。

四
　　很多人认为萨伊德的《东方学》很精彩，他抨击了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普遍猎奇和歪曲，以及建立在帝国主义扩张基础上的蔑视东方的心态。但东方人认识西方，就能避免这种态度的蛮横与认识的误差吗？无论是知识分子参与的对西方的介绍，还是政治宣传对西方的描述，难道就能够摆脱类似萨伊德所说的西方人的“东方学”的全部缺点吗？
　　肯定很难避免。不过，萨伊德所说的国家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在我们考察中国的西方学时，可以忽略不计——不是因为需要注意的问题太小，而是太过明显了，以至于无须成天睁大眼睛去看。
　　如果从萨伊德引申出中国的“西方学”，值得注意的乃是官方以外的两部。
　　一是带着中国人的脑子到西方世界去实地察看，这是一种西方学；
　　另一种是从西方曾经给中国造成的影响来看西方——不管是捂着伤口、怀着“怨恨”认识西方，还是带着现在那种浪漫的怀旧情绪——都已经变成中国的一门特殊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