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或曰“西方化”）的中国特色的西方学。
　　西方人看东方，主要凭到过东方的西方人带回去的材料，由此形成了一部“东方学”。东方没有给西方社会造成像西方给中国那样的冲击，西方人不可能身在西方来看东方，只能深入到东方乃至东方的腹地来看东方。这恐怕是“西方的‘东方学’”和“东方的‘西方学’”之间最大的差别。
　　一部分中国人到国外去获得直接的关于西方的知识（留学，考察，游历、定居之类），更多的中国人则身在国内，从西方留在现代中国身上的烙印来认识西方向中国展示的某些方面。中国的这两部不同的西方学如果拼起来，许多地方很可能并不能吻合。实际上，目前中国知识界涉及西方的争论，往往就发生在这两部不同的西方学之间。应该把它们拼起来，彼此参照，对比，检验，这才比较全面，有历史感。
五
　　撇开现代中国“向后看”和“向前看”两种时态的“西方学”，就说当前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共时态的西方的角度与方法，悬殊也很大。
　　大多数知识分子主要关心西方社会在他们看来比中国优秀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根本没有兴趣认识西方社会的内核，比如西方人自己也不能清楚地达乎言辞的信仰的生活。一个多世纪以来，也许只有青年鲁迅曾经强调过，认识世界，首先是认识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心。他并不看重物质层面，只想抓住外国人的心中所想，或外国作家笔下人物的灵魂。这种关注方法，在今天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很不实用的，更不会被某钟政治计划所采纳。
　　今天学术界纷纷谈论的西方，仍然是物质层面的西方世界，像鲁迅那样渴望了解西方灵魂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中国现在有许多关于西方的半吊子的法学专家、经济学专家、政治学专家，但深通西方文化的通才大儒，恐怕一个也没有。
　　这是很可怕的，但我知道，至少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也许正是很好的事情罢，他们一直就把这种片面的对西方的了解，视为我们在方法论上认识西方的一种进步。
　　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少像“五四”那样“务虚”，关注西方人的灵魂，研究西方人心灵深处的“生活方式”呢？
　　从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关注西方的重点，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兴趣”还是被意识形态驱使着。他们谈论更多的，是西方宪法怎样，市场经济怎样，政治怎样，管理怎样，警察怎样，街道设施和社区服务怎样，很少研究西方人心里怎样——这正是意识形态认识西方的方法论。
　　“9.11”事件之后，我在国内很少听到据说是比较了解西方的学者有谁站出来，从灵魂、文化、宗教角度，而不仅仅从国际政治角度，美国的中东政策角度，石油的角度，给大多数蒙在鼓里的中国人讲讲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没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根本没这方面的兴趣？我看很可能是后者或主要是后者。兴趣没有了，能力当然也谈不上。
　　这种西方研究貌似进步，实际上正包含了严重的退步。
　　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谈到“9.11”事件，大多数人的切入点完全是政治而且主要是国际政治，似乎他们对美国以及全球的政治了如指掌。后来几个年轻学者试图从民族文化和宗教神学的角度来接近这个问题，很快就遭到粗暴的否定。大多数学者觉得“9.11”完全没有宗教因素，他们对那些青年学者们说：你们被亨廷顿和萨伊德骗了。他们说这些话，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但在我看来，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知识，要么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要么受到世界范围内表面化的政治关系的影响。他们认准自己看事情的角度是唯一正确、唯一真实的，但我想，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如果撇开宗教、文学和艺术，仅仅集中在政治经济上，也许可以认识到只有克林顿的美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只有布什的美国，只有比尔盖茨的美国，却永远不能认识美国人的美国，永远不能认识美国人的心。

六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我有时会看到美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东方学”研究机构里制造出来的关于中国的学术产品，还有日本人在整个大东亚政策下不断生产的更多关于中国的东西。稍一接触，就会感到惊讶：他们怎么如此了解中国！日本人在侵华之前对东三省进而扩大到整个内地，从历史、地理、人文角度对活着的中国人的认识，已经丰富到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程度。美国也如此，他们有费正清系统，还有别的与费氏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学术传统对中国的认识拼在一起，相对来说就比较全面了。日本以前在侵华的总构思下开展中国研究，但至少许多学者极其严肃、认真、刻苦。就拿鲁迅研究来说罢，迄今为止最好的还是竹内好，而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世界进入理论上遵循信息自由主义的网络化时代之前，西方关于东方的宣传与介绍在声势上总是落后于东方关于西方的宣传与介绍。中国人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固然多于西方人对中国书籍的翻译，一个中国农民关于美国的知识，也很可能比一个普通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丰富得多。但是，从宣传性的介绍或夹杂着介绍的宣传得来的知识的“丰富性”，并不等于知识的“真实性”；相反，这种知识越丰富，它在真实性上反而会越贫乏。
　　清醒的中国人从来不会为“我们”认识西方的表面上的声势所欺骗，相反倒是应该从那种全民参与的浩大声势中发现“我们”在获取关于“他们”的知识时的种种不良之处。声势上相互关心的不平衡，记录着相互关系的不对等：“他们”有理由忽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却无论如何没法忽视“他们”的存在。即使在关系紧张时代最歪曲的宣传，也清楚地显示着“我们”对“他们”的关心远远超过“他们”对“我们”的关心，但这种表面上主动的关心恰恰无法掩盖实际上的被动性。看似主动而实际被动的关心，是一切弱者对于强者应有的态度，在这种表面上主动而实际上被动的关心的驱使下，很难找到获取有关“他们”的知识的理想途径。
　　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从实用的角度讲不够，从非实用的文化、宗教和灵魂的角度讲更薄弱。现在中国能否找到世界公认的或者为我们自己所佩服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外国哲学研究专家或外国某个人物的研究专家而足以形成一个学派并足以成为我们看美国看德国看英国看法国看日本看印度看希腊看埃及看阿拉伯看以色列的一个窗口？恐怕一个也没有。说句极端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中国作家描写的外国人，也就是“藤野先生”可以留下来。我们确实已经开放了一百多年，但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实在很有限。
　　万万不可高估中国人对外面世界的兴趣。我们现在姑且可以说“睁眼看世界”了，但如果不看世界上其他人民的心和灵魂，只看他们的政治（仅仅针对我们的政治），或者只看他们的学术（一部分中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最新最近最时髦的学院式的学术），这样看出去的世界还是封闭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游历了五大洲，回到家里，思想反而变得比从前更封闭。越是封闭越要看世界，越看世界越封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不能被表面的开放所欺骗——它也许正是一种新的封闭。在普遍开放的所谓“全球化时代”，新的封闭正是我们要警惕的。现在，政府和民间动不动耗资几百万、几千万，从国外搬来没几个人看不懂更没几个人花得起钱去看的“大制作”，其实这些“大制作”带给中国的实惠，远不如一首诗或一本小说的翻译。但谁会承认这一点呢？
　　鲁迅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杂文，叫《由聋而哑》，说中国人听不到外国人的心声，翻译不了他们的文学，好像是聋子；聋子久而久之就成为哑巴，连自己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我觉得，今天尤其不应该忘记这样沉痛的告戒，因为中国说自己的话的困难，还有比现在更厉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