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同时也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理论界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通常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文化全球化”在内，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如果说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是难以回避，积极争取加入，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则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问题，等等。其中往往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化全球化抱忧虑、警惕态度的人们往往偏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而对文化全球化抱积极乐观态度的人们则往往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同构性”，期望借文化全球化浪潮来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现代化。按笔者的看法，中西文化显然是存在着异质性的，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文化又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互补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异质同构的可能性有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关于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异，人们已经谈得不少，但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来进行比较则似不多见。按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看法，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物质文化或器物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制度文化）、精神生活方面（精神文化），而在种种文化现象后面则有“根本文化”，我理解这里所谓“根本文化”，指的就是“文化精神”。是否可以说，对一种文化形态，可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文化模式，二是文化精神。文化模式难以照搬，但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等；然后再根据巳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便带来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

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当然，如前所说，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

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

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1]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不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同时，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中，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力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端。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作用的。

三是法制精神。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力；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力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